我們還無法知道海軍對這件怪事作何解釋，也不知道大不列顛海岸警衛隊是如何解釋“珍妮”號事件的。那大概可以假定是船員在海上喝醉了，然後就睡著了吧。但我們很快就搞清了一件事：人類不希望了解那些威脅到他們安全、“正常”的感覺的事情。已故的查爾斯•佛特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畢生都致力于研究這個問題。我認為，佛特的書展現了被威廉•詹姆斯稱為“人類的某種愚昧”的經典瞬間。他堅持不懈地為報紙提供與他所引述的那些不可思議的事件相關的參考資料。為什麼沒有人費心去查看一下他的那些參考資料——哪怕只看一部分——然後寫出一份聲明，認同他的誠實，或者譴責他是一個騙子呢？蒂凡尼•薩爾先生曾告訴我說，審慎的讀者認為在佛特所引述的每一個案例中，都存在著某種“特殊情況，”使它難以令人信服——這兒是一個不可靠的目擊者，那兒又是一個善于發揮的記者，等等。
和大多數人一樣，我也總是假設我的人類同胞相對來說是誠實的，開明的，是有好奇心的。我相信人類具有探知那些顯然無法解釋的事物的好奇心，如果我對這一點沒有信心的話，我只需去隨便一個機場的書攤上掃一眼就可以安心了，那里有不下10種弗蘭克•愛德華茲等人的平裝本，書名都是諸如“神秘而可怕的世界”、“比科幻小說更神奇的100件事”之類的東西。令人吃驚的是，所有這些書都不是真正探討“超自然現象”的，而只是為了尋求一種刺激和震驚的效果。這些書可謂是神秘學領域的色情作品，是“讓我們來相信世界遠沒有它真實的一面來得無趣”這個游戲的一部分。
1968年8月19日，厄克特和我邀請了12個“朋友”到我們在高爾街83號的住所來——達爾文婚後即住在這里。我們覺得達爾文協會很適合，因為我們確信與會的每一個人都將長久地記住這個日子。我不想一一介紹，只想說明來的人里有4位教授——3位來自倫敦，1位來自劍橋——兩名記者，都是正經的大報記者，還有幾個專業人士，包括一名醫生。
在厄克特把我介紹給大家後，我宣讀了一個事先准備好的聲明，在我認為有必要的地方做了詳盡的說明。10分鍾後，那位劍橋的教授清了清嗓子，說了句“抱歉，”便匆忙地離開了。我後來才知道，他把這當成是一場針對他的惡作劇了。其余的人都堅持聽完了，在大部分時間里，我覺得他們也在懷疑這一切是否是一場惡作劇。當他們認識到這不是開玩笑時，他們明顯地變得不太友好了。其中的一個記者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他不停地用“我們是否得相信……”來打斷別人的講話。其中的一位女士起身離開了，但我後來聽說，這並不能說明她有多麼地不相信這些事，而是因為她突然注意到屋里剛好有13個人，她覺得這個數不吉利。那個年輕記者帶了兩本厄克特的書，都是關于Mu的，他用一種令人厭煩的口吻引述著書里的內容。
令我感到詫異的是，與會的人似乎沒有一個能把我們的“演講”看作是一個警告。他們爭論著，就好像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學說，或者是一個不尋常的短篇小說。到最後，在為各種不同的剪報無謂地爭執了一個小時後，一個事務律師站起來做了一個發言，發言的內容顯然表達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看法：“我認為哈夫先生（那名記者）說出了我們大家的疑慮……”他反複提到的要點就是，沒有確鑿的證據。蘭代爾芬的爆炸可能是硝化甘油造成的，甚至可能是一場流星雨帶來的沖擊。他們對待可憐的厄克特的書的那種態度讓我吃驚，即便是在我對一切都持懷疑態度的日子里，我也不會有那樣的表現。
沒有必要再進行下去了。我們把會議的全過程都做了錄音，把錄音帶上的內容都整理、打印出來了，還留了拷貝，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把它當做令人難以置信的證據來證明人類的愚昧和愚蠢。事情再沒有進展了。那兩家報紙甚至決定不刊登對我們爭論的問題的審慎的評價。一些人得到了這次會議的風聲，趕來看我們——幾個帶著占卜板的胖女人，一個認為尼斯湖怪是俄羅斯潛艇的瘦小男人，還有各種各樣的怪人。就因為這個，我們決定轉移到美國去。我們依然抱著可笑的想法，希望美國人能表現得比英國人開明一些。
沒過多久我們就醒悟了——盡管我們真的發現有一、兩個人願意暫緩評判我們的心智是否正常。但大體上講，結果是不好的。我們在科哈塞特那個幾乎已經廢棄的漁村——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度過了有趣的一天；那一天的時間足夠使我們發現，那地方和蘭代爾芬一樣是勞埃格的一個活躍的活動中心，也許比蘭代爾芬還活躍，而且如果我們再在那兒呆下去的話，就會很危險了。我們設法找到了約瑟夫•卡倫•馬什，他是洛夫克拉夫特的那個馬什船長的孫子，現在居住在Popasquash。他告訴我們，他的祖父死于精神錯亂，他認為祖父有一些“神秘的”書和手稿，但已經被他的祖母燒掉了。這可能是洛夫克拉夫特真正看到《死靈之書》的渠道。他還提到過馬什船長把古老的大惡神說成是“時間之主”——這是對“珍妮”號、“布萊克杰克”號等事件的一個有趣的注解。
厄克特堅持認為手稿沒有被銷毀——他的理論基礎很怪異，他說這類古代著作都有它們自己的一種特征，能避免損毀。他和馬什船長的後代和他的家族事務律師進行了大量的通信聯系，想從中找出《死靈之書》的蛛絲馬跡。
在現階段……
編者注
上文是我的伯父寫的，在寫完最後一段話後沒幾分鍾，他就收到了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R•平克尼參議員的電報，參議員是他的老學友，或許是伯父提到的那幾個“願意暫緩評判他的心智是否正常”的人當中的一個。電報上寫著：盡快趕來華盛頓，帶剪報，到我家找我，平克尼。平克尼參議員向我確認說，國防部長已經同意接見伯父，而且，如果被說動的話，他可能會設法安排他與總統見面。
伯父和厄克特上校沒能搭上3點15分從夏洛茨維爾飛往華盛頓的航班；他們去機場“候補”，希望能有人退票。在只有一張退票的情況下，經過一番爭執，厄克特上校和伯父一致認為他們應該一起行動，而不是分乘不同的航班飛去華盛頓。就在這個時候，哈維•尼科爾斯機長同意用他占四分之一所有權的一架“賽斯納311”帶他們飛去華盛頓。
飛機于1969年2月19日3點43分從機場的一條副跑道起飛了；天很晴，氣象報告說天氣條件很好。10分鍾後，機場接收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報告，說是“飛進了低空云層。”飛機當時應該是在戈登茨維爾地區的某個地方，而氣象報告說當地的天很晴。後來一直嘗試的與飛機的無線電聯絡也沒能成功。5點的時候，我接到通知說，無線電聯絡已經失敗了。但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因為從各個方面都沒有得到有飛機失事的消息，所以我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到了午夜的時候，我們都認為，收到飛機失事的報告只是遲早的事了。
但一直都沒有得到報告。在那之後兩個月的時間里，再沒有伯父或那架飛機的消息。在我看來——我的看法也得到了許多很有飛行經驗的人的支持——是飛機的設備出現了故障，而且不知何故飛到了大西洋上，在那兒墜毀了。
伯父已經和夏洛茨維爾的“黑色小公雞出版社“談好了出版這本書的事，書的內容選自他的剪報本，而他的這些筆記似乎很適合用做書的前言。
在過去兩個月里，報紙上刊登了一些關于我伯父的消息，大家都認為他精神失常了，或最起碼是受到了錯覺的困擾。但我本人不這麼看。我在許多場合中見過厄克特上校，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人。我的母親對我說，他是“一個極其善變的人物。”就連伯父自己的看法——在他們初次見面時——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假設厄克特相信他在書里寫的每一件事，但我發現這點很難接受。那些事都很聳人聽聞，有一部分顯然是純粹虛構的。（例如，他從未說起過那個印度教寺廟的名字——或它所在的位置——而他正是在那兒發現了令人驚異的、關于Mu的資料；他也沒提及教會了他閱讀那些石牌上的文字的那個僧侶的名字。）
伯父是一個不諳世故的、隨和的人，幾乎就是漫畫中所描繪的那種心不在焉的教授。看看他是如何記述在高文街83號舉行的那次會議的，又是如何描述他的那些聽眾的，就很容易看出這一點。在我看來，他根本沒想過可能存在著像厄克特上校在他的文字里所暴露出來的人類的那種虛偽。有代表性的一點就是，伯父沒有說起過是他為厄克特上校支付了來美國的費用，而且高文街83號的房租也是他付的。厄克特的收入很少，而伯父，據我猜測，相比較而言就是富人了。
但我覺得還應該考慮另外一種可能性——這是伯父的朋友福斯特•達蒙提出來的。因為伯父所具有的那種冷幽默，他的學生和同事都很喜歡他，還曾經多次把他比作馬克•吐溫。但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不止于此；他對人類所持的悲觀態度也和吐溫一樣深刻。
在伯父生命的最後幾年里，我對他有了很多的了解，在最後幾個月里還見過他好多次。他知道我不相信他的“勞埃格”的故事，也知道我認為厄克特是一個吹牛的人。如果他是一個狂熱的人，當我拒絕相信他的時候，他應該會努力說服我，或者說不定會拒絕和我說話。但伯父還是用和以前一樣的幽默態度對待我，我母親和我都注意到，當他看著我時，他的眼睛里時常閃爍著得意的光芒。他是在為自己有一個務實得根本不為他精心設計的玩笑所動的侄子而感到高興嗎？
我是這麼認為的。因為他是一個好人，一個真誠的人，無數的朋友都在哀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