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是張居正的學生，學生抄了老師的家，自然不會是個好學生，而老師的教育亦必定破產。神宗所得的嚴母嚴師之教，激出完全相反的作用：
第一，張居正的勸以節用，在神宗變成看重財貨；張居正的理財，在神宗變成聚斂——他是明朝最貪財的一個皇帝。
第二，張居正以峻法治國，在神宗變成以峻法對付臣下。
第三，張居正所講的仁義道德，在神宗都認為是騙人的，而且以幼年束縛過甚，來了一次徹底的“解放”——曆史上有許多荒淫無道的皇帝，不外淫酗暴虐，而神宗的怠荒別具一格，可用一個字來形容：懶！
明朝中葉以後的皇帝，懶理政事是出了名的，而以神宗尤甚。最基本的一個原因是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有問題，他所犯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他以為他的子孫都像他那樣雄才大略、精力過人。洪武十三年罷相，集君權與相權于一身，這是如何沉重的負擔，他沒有考慮過。以後雖以建文朝齊、黃“參國政”啟變相複相之端，而至“三楊”入閣，確立了大學士為真宰相的傳統，但皇帝與宰相之間的聯系，及君臣從容商略國事的規制，不如清朝的皇帝與軍機大臣的關系那樣密切，更不如宋朝君臣那樣親切。內閣“票擬”，即或詳盡，畢竟不如面對面易于了解；因為不了解便感到批章奏吃力，也因為不了解，不得不假手于人。于是發生兩個結果：一個是委諸太監的頭腦“司禮監”；一個是擱置在那里不聞不問，神宗便大致如此。
照這樣子，自然有禦史犯顏直諫，神宗的辦法是：疏陳政事得失，留中不報，也可能根本不看；諫陳他個人行為的，用高壓手段加以處分，命內閣擬旨定罪，而又往往在他那里改為“廷杖斥為民”。萬曆年間，禦史被打屁股的，不知凡幾。
“廷杖”是明朝皇帝對待讀書人最刻薄的手段。唐宋待士最厚，所以末期迭遭宗社之危，都還有人撐持；明朝失國，南明不旋踵而亡，雖說福王不似人君，其實亦是無恥士大夫太多之故，這就是養士厚薄不同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