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年年有請立儲，或則獲罪，或則不得答複。到萬曆十八年，皇長子九歲，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等人于召見時，面申前請，神宗始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表示。《明史紀事本末·爭國本》敘其事：
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宮門內。有頃，皇長子、皇三子（按：皇二子常淑生一歲而殤）俱至，引至禦榻前。皇長子在禦榻右，上手攜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按：此為申時行等，以宰相而第一次得見皇子），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複指皇三子曰：“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手引長子至膝前，撫摩歎惜。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
此是“爭國本”數十年中，君臣之間第一次平心靜氣議論大事，敘述相當生動。康熙時修《明史》，亦頗采其語。照當時的情況來看，神宗對皇長子亦頗鍾愛，而于常洵五歲不能離乳母，則有不愜于心的表示。由此益可證明，不立儲為鄭貴妃作梗。
到了這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相爭，申時行引疾辭官；神宗不悅，傳諭指廷臣“沽名激擾”，悖逆犯上，大學士王家屏從中調停，神宗終于提出一個條件：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于冬天建儲，否則即于皇長子十五歲時再說。接著又改定萬曆二十年春天舉行。以廷臣“奏擾”而為不立儲的理由，這是皇帝與言官鬧意氣，持大體者，自有戒心；但這十年間，言者紛紛，已存門戶之見，那些只顧自己激切快意、嘩眾取寵的人，不會體諒輔臣的苦心，沉寂一段時期後，終又上言，神宗除了治言者以罪而外，命展延一年立儲作為報複。
萬曆二十一年春天，該是神宗踐諾之時，卻無動靜，大學士王錫爵還朝，密疏建言，勸神宗不可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