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手劄如何說法，王錫爵的密奏說些什麼，雖無文獻，亦可想像得之。在神宗，並封之議還算是對王錫爵“放交情”，則此時朝列有所質難，當然要責成王錫爵來應付；而王錫爵則“責無旁貸”，必定有所自辯，並堅持其原議，因而並封之旨如故。
于是廷臣大嘩，在朝房當面詰責王錫爵，大吵一架。其時有個庶吉士——會試禮部一榜、殿試午門一榜，此即所謂“兩榜進士”。進士中一大部分內用部曹，外用州縣；一小部分朱筆親點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業，表示才堪大用，責其深造。到此地步，就被豔稱為“翰林”，可以公然言天下事。上書王錫爵的庶吉士名叫李騰芳，字子實，湖南湘潭人，萬曆二十年的進士。他上書宰相，不必如後世在信封上寫上“親鈞啟”的字樣，重重轉遞；亦不必顧慮不達宰相，或雖達而不得複，或得複而以“奉交下”字樣開頭，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他是赴朝房當面向王錫爵投書，王錫爵當場開讀。
讀不到數行，王錫爵就拉著李騰芳的衣服說：“大家都罵我，都未得事實真相，而我無以自明，所以我不服。像你所說的這番話，我受教。請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王錫爵如此動容，因為李騰芳說中了他的心事；而李的論列，亦確是讀書有得、深明史事的警辟之論：
聞古賢豪將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跡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
“賢豪與立權謀”這一段話，是絕好的史論。古來忠臣，相度事機，非屈身降志、“晦一時之跡”不足以斡旋大局時，常不計個人榮辱禍福，毅然自任，如我在《華陽教主》中所記，立宋高宗的呂好問，即為一例。但終得以“皎然于天下”，實非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