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來儲位為國本所系，宰相不得不言、不得不爭，但所爭所言，必須一本大公，使天下共見共聞；一涉隱秘，便有操縱的嫌疑，最易獲罪于嗣君，亦最易為政敵資為口實。這就是王錫爵所犯的錯誤。
所謂“巧借王封，轉作冊立”，誠然是王錫爵的苦心，但外間並不明了。推斷將來大位的繼承，不歸于皇長子即歸于皇三子。如果歸于皇長子，則依傳統，他原該被冊立為太子，王錫爵身居宰輔，不能力爭，他是不會見他的情的；如果屬于皇三子，那就更壞，因為王錫爵的密疏實在是曲護皇長子，基本立場正為抑制皇三子取得帝位，總而言之，王錫爵這個做法，將來會弄得兩面不討好。
當然，王錫爵也想過這些道理，只是想得不夠透徹，他以為皇長子將來被立為太子，繼統即位，自然會看到他手書的密奏，了解他的苦心。于是李騰芳點醒他說：“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這就是說，即使皇長子繼統即位，不翻此案，但如有人攻擊，說他建議“並封”的用意在擁立皇三子，嗣君以王錫爵當時不能為他力爭，便未見得肯為他出示這些密疏，解釋他的苦心。換句話說，王錫爵這個可以“皎然于天下”的證據，扼在別人手里，如果嗣君不肯出示，則追論前罪，足以禍及子孫。
這一下，王錫爵才如夢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淚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請改前議。神宗不允。下一個月再上疏請冊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詔諭。這一年，王錫爵為此事總計六次上奏，後來爭得了一個皇長子于下一年“出閣講學”的結果。
自萬曆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為了皇長子冊立為太子，以及表示成人的“冠禮”，還有婚禮等等，廷臣交諫，不知凡幾，神宗大都置之不聞不問。然則要探索的是，神宗持此態度的用意到底何在？
神宗的用意是要等他的皇後去世。神宗的皇後王氏，余姚人而生于京師，不知道是不是陽明先生的本家。王皇後賢而多病，神宗打算等她一死，便要立鄭貴妃為後；這一來皇三子常洵就變成中宮嫡出，名正言順地得立為太子。神宗之所以一再強調“立嫡不立庶”，是有這樣一番深心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