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的血，做了“福祿酒”的原料；福王的資財，則做了李自成造反的資本。福王府富甲海內，李自成叫人打開倉庫，把大量的銀米物資散給饑民。神宗以天下肥愛子的結果，適以資敵，自食惡果而已。
吳梅村有心成一代詩史，歌行中寫明末時事及人物者甚多，有一篇《雒陽行》即專記福王。按：雒陽就是洛陽，想來因光宗名常洛，為了避諱，所以用西漢的稱呼作雒陽。其中述福王被害，噩耗傳至禁宮，思宗的悲痛：
今皇興念穗帷哀，流涕黃封自手裁，殿內遂停三部伎，宮中為設八關齋，束薪流水王人戍，太牢加璧通侯祭。
這六句詩要看下面兩段注解：橫云山人（王鴻緒）《明史稿·諸王傳》：“福王遇害，帝聞報大慟，袍袖盡濕。”《綏寇紀略》（吳梅村本人所著）：“福王既遇害，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群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遘于閔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慰于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吊襚。世子在懷慶授館饋餐，備凶荒之禮焉。’上發禦前銀一萬，坤甯宮四千……俱著……赍往，以慰恤福藩世子。”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思宗的另一面，他為人刻薄，然而“厚道”之處又過于別的帝王，但令人莫名其妙。論私，他與他的這個叔父不可能有什麼感情；論公，福王擁厚資而不能養士，事急時又不能散財募兵為國家分憂，轉以巨資資敵，像這樣的親藩，死有余辜。而思宗居然“袍袖盡濕”，居然“輟朝”，並且發內帑銀而以皇後、妃嬪、太子的名義，致贈“福藩世子”作慰問金。這種舉動除了使正臣失望、將士寒心、百姓悲憤、後世訕笑之外，並不能表現思宗的忠厚和他對“皇祖”的孝心。相反地，倒使得“福藩世子”可能有這樣一種錯覺：生來就該是享富貴的！
這“福藩世子”就是後來被擁立的弘光帝。倘或思宗當時能夠有一道上諭，在悼慰福王以外，申明親藩不能急國家之難而身受惡報，足為昭戒，可能會喚起福藩世子若干責任感，不至于像後來那樣守著一盞將盡的燈而又潑上一杯水，自己澆滅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