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之失，後代之鑒，鑒往知今，以清初為最徹底、最成功。明朝宦官為禍甚烈，所以清初嚴禁太監干政；明朝以加派失民心、生盜寇，所以康熙有永不加賦的令。及至洪、楊軍興，軍費浩繁，亦不過開辦厘金，病商而未病農，此為亂後地方得以迅速複蘇，以及造成同光中興的一大原因。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他一生最好的時候，幾乎無一善政，而臨死的那一年，卻頗有思過的模樣，《明史紀事本末·爭國本》篇：
（萬曆）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後王氏崩。後賢而多病，國本之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群疑上意在後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為國母，舉朝皇室。及上年高，後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
按：如果是比較明白而又沒有寵妃挾制的皇帝，高年失後，中宮任其虛位，而以皇貴妃統攝各宮，是不足為奇的；在神宗此時，卻是難能可貴。因為鄭貴妃覬覦中宮，已非一日，這時有此順理成章進位的機會，自然要力爭，是可想而知之事；則又可想見神宗力拒所請，必亦大費一番口舌。神宗所以靳此虛位而不予，當然是為了消弭隱禍——因為鄭貴妃被冊為後，則進一步必然會提出嫡庶的問題，要求廢太子、立王，又將掀起極大的波瀾。所以不再立後是極明智之舉。
其次，王皇後一死，神宗亦得病，此不能說沒有傷逝的伉儷之情在內。但神宗為國事著想，不能不保護太子；而在天倫的情分上，對太子仍然甚薄，臥病三月，不召太子。到了七月間，病勢已甚沉重，而太子依舊不得一視疾，此亦亙古少有的事。
由以後的“移宮”一案來看，神宗病中而父子隔絕，一半亦出于鄭貴妃的有意作梗，而所以如此，居心不可問。當時東林的巨擘楊漣、左光斗等看出端倪，便勸唯一的宰輔方從哲，應該進宮請安，探視究竟。
方從哲這樣回答：“皇上諱疾，即使進了宮，左右亦不敢奏聞。”楊漣便引《宋史》說：“宋朝文彥博問仁宗疾，內侍不肯奏報。文彥博質問：‘天子起居，你們不教宰相知道，難道有異志？下中書省行法！’”按：仁宗無子，說太監有異志，即指責其別有擁立的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