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蓋衍補過”的辦法，遺詔中有明確的指示，分條注釋如下：
一、“內閣輔臣，亟為簡任。”按：自永樂年起，大學士大致為四人，資望最深的為“首輔”。自萬曆四十三年起，只有方從哲、吳道南兩人，吳道南丁憂，只剩下方從哲。神宗不補輔臣，沒有別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
二、“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咨考選，並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按：卿者部院大臣，貳者副手，侍郎等官俱皆為“堂官”。科為六科給事中，道者各道禦史。六科給事中及各道禦史都為言官，在清朝的區分較微；而在明朝，兩者的職權區分得很清楚：各道禦史巡按地方，兼有行政官的性質，而各科給事中掌封駁，純為糾正政令的言官。就此一方面而言，自軍機處成為制度後，清朝的給事中權力遠不如明朝的給事中。“萬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余員，禦史百余員。至是六科（吏、戶、禮、兵、刑、工）只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每科的首席稱為‘掌印’，印無所屬，是說沒有‘掌印給事中’以為主持），十三道只五人（禦史以十三行省區分，稱為十三道，計為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福建、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陝西、湖廣、山西、云南等十三省，河北為北直隸，江南為南直隸，不專設而由各道分管，都察院衙門歸河南道禦史監察，在十三道中格外突出），六部堂官僅四五人，都禦史數年空署。”此見《廿二史劄記》所述，可以想見當時政務的廢弛。
三、“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按：自礦稅興，凡有所奏諫或被認為辦理不力的地方官，大多獲罪，廢為庶民。曆任輔臣，多有請起複的奏諫，十九置之不理，此亦為言官所以缺額的主因之一。
四、“一切榷稅並新增織造、燒造，悉停止。”（按：“織造”的名目為清朝所沿用，“燒造”原駐江西景德鎮等處，在明朝即廢止。）
此外還有“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司條審，應釋者釋放。東師缺餉，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恤錄”。真是“盡罷敝政”，光宗皆遵遺詔辦理，為先人補過，如此之勇，得力于一個人。
這個人名汪文言，是皖南人，“有智術、負俠氣”，王安延為上客。光宗即位，在內唯有王安可為倚恃，于是汪文言向王安建議如此，而王安照樣建議于光宗，于是有發帑金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得罪諸臣、下前後考選之命等等慰中外之望的善政。光宗如能久居大位，明朝還有可救，不想在位只得四十天。此是別一案，暫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