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熹宗在萬曆末年雖貴為皇長孫，卻與貧家子弟失學無異。據當時朝臣的奏疏，得知熹宗九歲“尚未出就外傳”，而光宗在東宮時，暗弱昏庸，自己都有朝不保夕之憂，寄情酒色以自晦，哪里顧得到長子的教育？而熹宗所親近的魏忠賢，又是個不識字的，所以可以斷言，熹宗幼時的光陰必是等閑拋卻。
一個孩子總要有玩的地方，在哪里玩呢？在修建房屋的工地。宮中的營造，見于記載的，多為大工。萬曆年間，三大殿以及乾清、坤甯、慈甯三宮都曾被祝融之災而重建，此外興建較小的宮殿，以及修繕工程，終年不斷。熹宗不上書房，四處游蕩，耳濡目染，學得了一手木匠的好手藝。做皇長孫的時候，因為西李得寵，他是個“小可憐”，自然不可能給他一座不相干的宮殿拆了重造，一登九五，富有四海，始得大顯身手。看他孜孜不倦，“膳飲亦忘”，可見其創造欲的旺盛；同時在他來說，亦是“學以致用”，只是學成木匠，做了皇帝，不免令人覺得滑稽而已。
至于客、魏之輩，為了要竊弄大權，有意轉移熹宗的興趣于營造，格外推波助瀾，那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其時東林的勢力極盛，但看法太主觀，做法太激切，造成了一種不利的情勢，就是本來並不壞、或者可善可惡的人，也被擠到了魏忠賢那一面。門戶之見的造成，本諸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我們不能不批評東林。
趙翼《廿二史劄記》論明朝“言路習氣”：
萬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以自標異，于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此言路之又一變也。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眾共指為邪黨。
追論“三案”是禮部尚書孫慎行挑起來的，目的在攻方從哲。方從哲固然不是輔臣之器，但亦不是巨奸大惡，而孫慎行天啟元年四月還朝一疏，說方從哲的禍國之罪“不能悉數”，“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把光宗之死歸罪于方從哲為元凶，這實在太過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