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部尚書王紀則更指沈為北宋的奸臣蔡京。平心而論，沈沒有蔡京那麼奸，也沒有蔡京的“本事”；但自沈入閣，為魏忠賢的勢力滲入內閣之始，這一層關系甚大，因此論史者不能為沈恕。
天啟元年六月，複起的葉向高入京為內閣首輔，當時的閣臣共六位，葉向高、劉一燝、韓、何宗彥、朱國祚、孫如游，清一色的正人君子，且除朱國祚以外，都有很出色的政績，如果能夠保持這個局面，足以匡君之失；抑制魏忠賢的擴張。但自沈于天啟元年七月間入相，內閣內部從此多事，不久，劉一燝被攻，退出內閣。
當時言官交劾沈，沈疑心幕後是劉一燝的指使，其實正好相反，劉一燝一向不買言官的賬，言路對他頗有怨言。但小人之心，猜疑必多，于是嗾使他所厚相結納的給事中孫傑上疏力攻劉一燝。熹宗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麼來的，對劉一燝素具好感，當然加以慰留。
這時就有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來了，一向持正論的侯震旸忽然亦疏劾劉一燝，譏刺他結納王安。任何一個正色立朝的大臣，最討厭的就是說他不以正道進身，劉一燝把這一點看得很認真，連上四道奏章辯白，並且請求解職。魏忠賢從中順水推舟，傳旨准他致仕回鄉。首輔葉向高說他“有翼衛功，不可去”，熹宗複加慰留，而劉一燝“堅臥不起”；天啟二年正月，又上十二道奏章求去，堅決如此，只好讓他用公家的交通工具回南昌。
劉一燝之所以非摔紗帽不可，實在是傷透了心，第一是為侯震旸所攻，不容于小人猶可說，君子亦不容，這份委曲何可言宣？第二是為吏部尚書張鶴鳴所排擠，而張鶴鳴受過劉一燝的提攜，恩將仇報，自然亦讓他寒心。宦途險巇，萬念俱灰，唯有退隱田園，不問世事，這原是君子自處之道；但在君子與小人爭得正緊張時，這方面從前線撤退了一員大將，局勢自然大受影響。張鶴鳴平苗有功，而出任“本兵”，措施乖張，顯得他並非大器，固無足論；獨怪侯震旸無緣無故助紂為虐，不管他是別有用心也好，一時負氣也好，像這樣親痛仇快的舉動，實在令人痛恨！所以為言官者，不論他如何清操絕俗、侃侃能言，倘不能事事以大局為重，逞其私忿，操切行事，必誤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