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歡聽笑話，雖然他自己很少說，每次聽到有趣的笑話時總是大笑不止。
他喜歡魚類和蔬菜，很少吃肉類食物。喜歡中菜，不大喜歡西菜。他常說："中國菜是全世界最好的菜。"
孫先生是位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曾在舊金山唐人街的街頭演說。頭頂飄揚著國民黨的黨旗，他就站在人行道上向圍集他四周的人演說。孫先生非常了解一般人的心理，總是盡量選用通俗平易的詞句來表達他的思想。他會故意地問："什麼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滿洲佬"。聽眾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因此就跟著喊打倒滿洲佬。接著他就用極淺近的話解釋，為什麼必須打倒滿洲佬，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以後他的計劃怎麼樣，老百姓在新政府下可以享受什麼好處等等。
在開始講話以前，他總先估量一下他的聽眾，然後選擇適當的題目，臨時決定適當的講話的方式，然後再滔滔不絕地發表他的意見。他能自始至終把握聽眾的注意力。他也隨時願意發表演說，因為他有驚人的演說天才。
孫中山先生對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對于祖國和人民有熱烈的愛，對于建立新中國所需要的東西有深邃的見解。這一切的一切，使他在新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成為無可置辯的領袖。他常常到南部各州東部各州去旅行，有時又到歐洲，但是經常要回到舊金山來，每次回到舊金山，我和劉麻哥就去看他。
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大概晚上八點鍾左右，孫先生穿著一件深色的大衣和一頂常禮帽，到了《大同日報》的編輯部。他似乎很快樂，但是很鎮靜。他平靜地告訴我們，據他從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很順利，計劃在武漢起義的一群人已經完成布署，隨時可以采取行動。兩天以後，消息傳至舊金山，武昌已經爆發革命了。這就是辛亥年十月十日的武漢革命，接著滿清政府被推翻，這一天也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在孫先生的指導之下，我和劉麻哥為《大同日報》連續寫了三年的社論。開始時我們兩人輪流隔日撰寫。我們一方面在加大讀書，一方面為報紙寫社論，常常開夜車到深夜，趕寫第二天早上見報的文章。大學的功課絕不輕松，我們，尤其是我，深感這種額外工作負擔之重。成功以後，劉麻哥回國了，我只好獨立承當每日社論的重任。我雖然深深關切祖國的前途，但是這種身不由己的經常寫作，終于扼殺了我一切寫作的興趣。我一直在無休無止的壓力下工作，而且倉促成文，作品的素質日見低落，而且養成散漫而匆促的思想習慣，用字也無暇推敲。有時思想阻滯，如同阻塞了的水管里的水滴，但是筆頭的字還是像一群漫無目的的流浪者湧到紙上。我對于這些不速之客實在生氣，但是我還是由他們去了，因為他們至少可以填滿空白。
最初擔任這份工作時，對于寫作的確非常有興趣，字斟句酌，務求至當。這情形很像選擇適當的錢幣，使它能投進自動售貨機的放錢口。如果你匆匆忙忙希望把一大把錢幣同時擠進放錢口，機器自然就阻塞了，多余的錢怎也放不進去，結果就散落一地。一個人不得不在匆忙中寫文章，情形就是這樣，結果是毫無意義的一大堆文字浪費的篇幅。
一九一二年畢業後，我終于放棄了這份工作，心里感到很輕松。從此以後我一直怕寫文章，很像美國小學生怕用拉丁文作文一樣。工作如果成為苦差，並且必須在匆忙中完成，這種工作絕無好成績。這樣養成的壞習慣後來很難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