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處可以看到穿著高跟鞋的青年婦女。當你聽到人行道高跟皮鞋的急驟的篤篤聲時，你就知道年輕的一代與她們的母親已經大不相同了。過去的羞怯之態已不複存在。也許是穿著新式鞋子的結果，她們的身體發育也比以前健美了。從前女人是纏足的。天足運動是中國改革運動的一部分，開始于日俄戰爭前後，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進展始終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運動迅速成功的原因，因為女人們看到別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願意再把她們女兒的足硬擠到繡花鞋里了。
男子已經剪掉辮子，但是仍舊沒有舍棄長衫，因為大家已經忘記了長衫本來就是旗袍。穿著長衫而沒有辮子，看起來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後，我也像大家一樣穿起長衫來了，因為無論革命與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較方便而且舒服。誰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誘惑，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舊留著辮子，尤其是老年人。他們看不出剪辮子有什麼好處。辮子已經在中國人頭上養了兩百多年，就讓它再留幾百年也無所謂。任何運動中總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國時，我喜歡用中國的尺度來衡量美國的東西。現在回國以後，我把辦法剛剛顛倒過來，喜歡用美國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的東西，有時更可能用一種混合的尺度，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兩者之間。
我可憐黃包車夫，他們為了幾個銅板，跑得氣喘籲籲，汗流浹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著他們的背脊，更是慘不忍睹。我的美國尺度告訴我，這太不人道。有時我碰到一些野獸似的外國人簡直拿黃包車夫當狗一樣踢罵——其實我說"當狗一樣踢罵"是不對的，我在美國就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踢過狗。看到這種情形，我真是熱血沸騰，很想打抱不平，把這些衣冠禽獸踢回一頓。但是一想到支持他們的治外法權時，我只好壓抑了滿腔氣憤。我想起了"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古訓。"懦夫!"我的美國尺度在譏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國尺度又在勸慰我。大家還是少坐黃包車，多乘公共汽車和電車罷!但是這些可憐的黃包車夫又將何以為生?回到鄉下種田嗎?不可能，他們本來就是農村的剩余勞力。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三條路：身強力壯的去當強盜，身體弱的去當小偷，身體更弱的去當乞丐。那末怎麼辦?還是讓他們拖黃包車罷!兜了半天圈子，結果還是老地方。
那末就發展工業，讓他們去做工吧。但是沒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工業又無法發展。農村里農夫過剩，只要軍閥們肯出錢，或者肯讓他們到處擄掠，這些過剩的農夫隨時可以應募當兵，在這種情形下，欲求政府穩定勢不可得。因此發展工業的路還是走不通。
租界公園門口的告示牌已經有了改進，"犬與華人不得入內"的禁條已經修改為"只准高等華人入內"。甚至一向趾高氣揚的洋人，也開始發現有些值得尊重的東西，正在中國抬頭。
關于上海的事，暫時談到此地為止。
上海這個華東大海港和商業中心，現在已經與向有人間天堂之稱的蘇州和杭州由鐵道互相銜接。由上海到蘇州的鐵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關渡長江與津浦鐵路銜接，往北直通天津和當時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鐵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甯波。
我的家鄉離甯波不遠。甯波雖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終未發展為重要的商埠，因為上海迅速發展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甯波黯然無光。甯波與上海之間有三家輪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對開一次；兩家是英國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許多年前我父親曾經拿這些輪船作藍本，打造沒有鍋爐而使用手轉木輪的"輪船"，結果無法行駛。我從上海經甯波還鄉，與我哥哥搭的就是這種輪船的二等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