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位西方的哲學家，對中國的文化運動各有貢獻。杜威引導中國青年，根據個人和社會的需要，來研究教育和社會問題。無庸諱言的，以這樣的方式來考慮問題，自然要引起許多其他的問題。在當時變化比較遲鈍的中國實際社會中自然會產生許多糾紛。國民黨的一位領袖胡漢民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各校風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學說的影響。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對于杜威影響的估計。他的學說使學生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也是事實。這種情緒對後來的反軍閥運動卻有很大的貢獻。
羅素則使青年人開始對社會進化的原理發生興趣。研究這些進化的原理的結果，使青年人同時反對宗教和帝國主義。傳教士和英國使館都不歡迎羅素。他住在一個中國旅館里，拒絕接見他本國使館的官員。我曾經聽到一位英國使館的官員表示，他們很後悔讓羅素先生來華訪問。羅素教授曾在北京染患嚴重的肺炎，醫生們一度認為已經無可救藥。他病愈後，我聽到一位女傳教士說："他好了麼?那是很可惜的。"我轉告羅素先生，他聽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思想界，自由風氣非常濃厚，無論是研究社會問題或社會原理，總使慣于思索的人們難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們趨向行動。戰後歐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介紹進來的。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大體而論，知識分子大都循著西方民主途徑前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鼓勵而向往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辭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職務，成為中國共產運動的領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促使知識分子普遍同情俄國革命。第三國際于一九二三年派越飛到北京與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某晚，北京擷英飯店有一次歡迎越飛的宴會。蔡校長于席中致歡迎詞說："俄國革命已經予中國的革命運動極大的鼓勵。"
俄國曾經一再宣布，准備把北滿的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並且希望中國能夠順利掃除軍閥，驅除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蘇俄對中國的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識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歡迎。這種表面上友好表示的後果之一，就是為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在中國鋪了一條路。
在這同時，許多留學歐美大學的傑出科學家也紛紛回國領導學生，從事科學研究。教員與學生都出了許多刊物。音樂協會、藝術協會、體育協會、圖書館學會等等紛紛成立，多如雨後春筍。教授李守常(大釗)並領導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當時北京報紙附欄，稱這研究會為"馬神廟某大學之牛克斯研究會"，不過作為嘲笑之對象而已。馬神廟者北京大學所在地也。此時北大已經敲開大門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給男女學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學府。教員和學生在學術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氣里，工作得非常和諧而愉快。
北大所發生的影響非常深遠。北京古都靜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顆知識之石，余波都會到達全國的每一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學也沿襲了北大的組織制度，提倡思想自由，開始招收女生。北大發起任何運動，進步的報紙、雜志，和政黨無不紛起響應。國民革命的勢力，就在這種氛圍中日漸擴展，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在這環境中漸具雛型。
軍閥之間的沖突正在這古都的附近間歇進行著。在這些時斷時續的戰事中，北京各城門有一次關閉幾達一星期之久。槍炮聲通常在薄暮時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有一次，我們曾經跑到北京飯店的屋頂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觀火，你可以欣賞夜空中交織的火網。但是絕無被火花灼傷的危險。炮彈拖著長長的火光，在空中飛馳，像是千萬條彩虹互相交織。隆隆的炮聲震得屋頂搖搖晃晃，像是遭到輕微的地震。從黃昏到清晨，炮火一直不停。我回家上床時，根本不能把耳朵貼著枕頭睡，因為這樣炮聲顯得特別響亮。因此我只能仰天躺著睡，讓耳朵朝著天花板，同時注意到電燈罩子在微微搖晃。玻璃窗也嘎嘎作響。我有一只德國種的狼犬，名叫狼兒，它被炮聲吵得無法再在地板上安睡，一直哼個不停。它的耳朵一貼到地板，它就驚跳起來，哼唧幾聲之後，它沖到房門旁。拼命在門上抓，它一定以為怪聲是我臥房的地板下面發出來的。第二天早上，我罵了它一頓，說它前一晚不該那麼搗亂。它似乎自知理屈，只用兩只眼睛怯生生地望著我。早餐時我到處找不到狼兒，從此再不見它的蹤影。大概它跑出去想找塊安靜地，夜里不會有惡作劇的魔鬼在地下大敲大擂，好讓它安安穩穩的睡覺。不過，我想它大概是很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