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盡可以贊第一個記者有眼光，第二個記者有勇氣，第三個記者有頭腦，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到這樣的事實：那張照片獲得全國好新聞獎，那張紙條被作為黨代會花絮刊登于《人民日報》，那則新聞當晚被中央電視台播出。如果沒有鼓勵他們這樣發現新聞處理新聞散布新聞的大環境，所有的眼光、勇氣和頭腦恐怕都無從談起。
我們的八十年代。
熱愛八十年代，我至少可以說出六十六條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條是，那個年代允許學生可以不讀書。
像前面提到的現代文學老師，在我們宿舍進行了一番考前輔導（其實也就是劃劃重點，免得讓我們作弊的時候都不知道從書上哪一頁抄起）後，頗有感慨地說：“其實我教你們的，都是垃圾。要有人能重寫現當代文學史就好了。”他抬起憂國憂民的臉，看著我們一雙雙愚昧又茫然的眼，不禁由衷歎了口氣：“可惜，教的是你們這幫雜碎。”
有同學提議大家寫《關于作弊的記憶碎片》，而在那年頭，作弊是老師也幫忙的事兒。像我的偶像、青年女詩人楊榴紅，她教社會學。《社會學概論》期末考試時，是我第一次上這門課，一見到她，驚為天人。她苗條纖細的身體用一襲阿拉伯風味的長裙裹著（十幾年後有人叫這“波西米亞風格”），慵懶地坐在講台的桌子上，一俟另一個長得很丑卻很嚴厲的監考老師走出去，她馬上便伸出修長的食指擱在紅唇上，示意我們可以抄寫了，臉上是寬容而調皮的壞笑。
毫不誇張地說，我在考試開始前一個小時，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個字也沒有寫，而是癡癡呆呆地看著她，一是因為我連抄都不知道從何抄起，必須得等旁邊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答好後再讓俺照葫蘆畫瓢，另一個原因是，我必須抓緊這最後兩個小時將她銘刻在心中，彌補因為逃課而錯失掉的整整一學期欣賞她的機會。
非常非常遺憾，那次考試我居然及格了。而按照我的如意算盤，是要重修《社會學》概論的，好能再盯著她看一個學期。未遂後，我與對門宿舍的大鼻子成立了一個楊榴紅俱樂部，准備賣酸奶，用賺來的錢為我們的偶像買一副隱性眼鏡——我們認為她不戴那副大框眼鏡會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