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危機。長期以來蘇聯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徒有虛名。干部任命制、職務終身制為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創造了"溫床"。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領導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貽誤了發展和改革時機，國內問題堆積如山。當時的西方媒體評論："表面文章達到令人頭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國家的主要領導沉醉于帶傻氣的成就狀態之中"，看不到眼前的萬丈深淵；官僚機構人滿為患、人浮于事，貪汙受賄、驕奢淫逸。進入80年代以後，蘇聯政治危機不可避免地顯露出來：短短三年之內，三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了空前沮喪和對前途的迷惘之中。
族際危機。沙皇俄國是靠侵略擴張起家的，這使蘇聯成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國家，民族發展極不平衡，很多民族還處在部落階段，民族問題長期以來非常尖銳。無論是沙皇俄國還是蘇聯，都對少數民族實行了壓迫、同化的高壓政策。特別是斯大林時代，采取鎮壓和強制遷徙的政策，給蘇聯民族問題造成了很多欠賬。斯大林死後，高壓政策被相對的懷柔政策所取代，民族問題開始顯露出來，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日趨明顯。特別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最高領導人居然認為民族問題已經解決，形成了"新的曆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因而放松了對民族問題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領導人，紛紛乘機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為日後蘇聯的分崩離析埋下了禍根。
國際危機。無論是俄羅斯帝國還是蘇聯，長期以來都具有大國主義、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傳統。到了20世紀70年代，蘇聯出于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進行軍備競賽，致使軍事開支達到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時，蘇聯四處伸手，扶植親蘇政權和游擊隊，策劃軍事政變，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感。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隨即陷入游擊戰爭的泥潭，不但給蘇聯造成了長期無法愈合的"流血的傷口"，每年花掉幾十億盧布，而且使蘇聯的國際形象大大受損，給了西方制裁蘇聯一個大好借口。為抗議蘇聯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時，宣布抵制該奧運會的國家達66個，占國際奧委會已承認的147個國家和地區的五分之二。
1981年里根上台後，一改原先美國的收縮戰略，處處以強硬態度回擊蘇聯的擴張，並且宣稱進行"星球大戰"計劃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輪軍備競賽高潮。而此時內外交困的蘇聯，再也無力應付，被迫進行全面收縮。
在當時蘇聯領導人中，只有安德羅波夫通過克格勃搜集的情報，對蘇聯面臨的危機了解得一清二楚，並意識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在其擔任總書記以後，進行了短期的整頓，初見一些成效。但安德羅波夫很快因為病情惡化而不能持續，因此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賞的戈爾巴喬夫身上。安德羅波夫去世之後，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爾年科當上總書記，他上台後立刻停止了安德羅波夫的種種改革努力。
戈爾巴喬夫就是在這種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狀態下走上領導崗位的。可以說，除了民族問題之外，他對蘇聯存在的其他危機看得比較清楚。在他看來，只有義無返顧地投入改革，國家和黨才會有一線生機。
"多一點光亮"
1985年3月，54歲的戈爾巴喬夫給經曆了幾年沉悶統治的蘇聯注入了改革的活力。他在一個多年實行新聞檢查制度的國家里，主張言論的公開性以及自由選舉制、總統制和多黨制；他還宣揚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並且最終結束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他甚至在一個對酒懷著特殊感情的民族里，轟轟烈烈地開展禁酒運動。
戈爾巴喬夫宣告：我們應該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切。因此，上任伊始，他高舉兩面旗幟，一面是作為內政方針的"改革"，一面是作為外交方針的"新思維"。
新思維作為一種國際政治理念又被稱為"政治新思維"、"國際政治新思維"。在蘇聯改革進程中，新思維概念又被泛化了，成為制定蘇聯國內改革方針的理論前提。正如戈爾巴喬夫所說："新思維最初僅僅是與我們的對外政策相聯系的。然而，它現在已經成為我們這里實行改革的普遍哲學，它證明國內改革同對外政策的有機聯系。"隨著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深入，改革新思維又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新思維"的正式提出，是1985年4月舉行的蘇共全會。戈爾巴喬夫在全會上強調，"國家已處在瀕臨危機的狀態"，"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和改造"，同時提出了"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蘇共召開了"二十七大"。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強調，蘇共當前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有計劃地和全面地完善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提出實現加速戰略的"主要手段是科技進步和對社會生產力進行根本改革"。要求在15年內使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翻一番。在政治方面，提出"進一步民主化"並"擴大公開性"。在對外政策方面，提出要廣泛進行國際合作，"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國際安全體系"，並"解決全人類和全球的問題"。大會通過了《蘇共綱領新修訂本》，它在保留原黨綱中的基本理論和原則的同時，強調"社會主義世界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