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雄心勃勃，決心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調整與改革。由于經濟改革出師不利，又轉向政治改革，政治思想向民主社會主義傾斜。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國內外同時發行其《改革與新思維》一書。書中強調，"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現出我們制度的人道主義性質"。認為"改革的實質恰恰就在于，它把社會主義和民主結合起來"。並說"新思維的核心就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觀的優先地位"，即"承認人類的生存"。
戈爾巴喬夫是思想的巨人，是蘇共領導人中少有的思想先行者之一。他非常崇拜蘇共締造者和導師——列甯說的："多一點光亮"，並作為他一系列改革與新思維的思想火炬。
"新思維"的曆史背景是：戰後出現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相對峙的局面。由于經濟體制上的弊端，經濟發展速度逐漸放慢，使蘇聯在冷戰對峙中逐漸處于下風。同時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政治策略也開始從武裝干涉轉向和平演變。
"新思維"最初的主要內容是國際政治新思維。戈爾巴喬夫認為，以階級斗爭理論為基礎、以武力為原則的國際政治"舊思維"已經過時，在國際關系領域必須以人道主義倫理原則代替武力原則，以道德原則來解決政治問題，這就是新思維的基本出發點。戈爾巴喬夫還提出，由于核威脅、全球化問題等因素的影響，人類生存與死亡的矛盾已成為現代國際關系的主要矛盾，階級斗爭理論應當從屬于人道主義倫理原則。
戈爾巴喬夫還把人道主義原則具體化為一個命題：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並把這一命題作為國際政治新思維的核心。蘇聯的外交政策在"新思維"指導下，一方面否定了原有的霸權主義政策，對于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維護世界和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一味的妥協和退讓，不僅損害了蘇聯的民族利益，降低了蘇聯的國際地位，而且助長了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
戈爾巴喬夫不僅把人道主義倫理原則運用于國際政治領域，而且還運用于國內生活的一切領域，實現一種人道的社會主義，成為國內改革新思維的出發點。他認為，人道主義倫理原則的核心命題是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從這一命題出發，可以演繹出社會主義所信奉的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博愛。因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說明人有一種絕對的價值，這種價值本身就是自由；每個人都有這種價值，因此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而且必須尊重他人的價值，即博愛。他還接受了社會民主黨人的理念，認為自由、平等、博愛的實現就是完全的民主，因此，人道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是民主的社會主義。
從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價值觀出發，戈爾巴喬夫把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民主黨人所信奉的民主社會主義照搬到蘇聯。在經濟綱領上，主張以私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民主化"，否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政治綱領上，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在建黨綱領上，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建黨綱領，改變蘇聯共產黨的基本性質；在思想文化綱領上，宣揚意識形態多元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民族關系綱領上，主張以革新聯邦制為核心內容的民族關系"民主化"，削弱聯盟的集中領導權。
改革社會主義理論:"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戈爾巴喬夫是在蘇聯國內外一片改革呼聲中上台的。上台後即著手改革，並特別重視改革理論的建設，極力倡導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為其改革尋求理論基礎。在1986年的蘇共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用"完善社會主義"代替"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強調"將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轉到直接的實際行動方面來，畢竟為時尚早"，並闡述了"社會主義人民自治"的理論，以人民自治為中心勾畫了社會民主化的新藍圖，提出了具體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
應該說，這時的戈爾巴喬夫對蘇聯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對蘇聯社會主義曆史的評價還是能夠一分為二的。他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的報告中曾指出，"十月革命做出的社會主義選擇是正確的"，"我們的成就是巨大和無可爭辯的"，"列甯的形象是崇高的，列甯的遺產是創造思想、理論財富和政治上的高瞻遠矚、取之不盡的源泉"，他還自豪地回顧了工業化、集體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以及戰後經濟恢複的巨大成就。
但隨著蘇聯改革的深入，戈爾巴喬夫對蘇聯曆史的評價卻越來越偏頗。1987年後，由對斯大林的批判轉為對蘇聯模式的全盤否定。1988年６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強調人是"萬物的尺度"；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個人所有制以及多種經營形式的基礎上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建立高度文化素養和道德的制度；實行社會主義人民自治、民主化、開放性和公開性；實行各民族真正平等制度；實行和平對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