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行動綱領草案，同年６月蘇共二十八大正式通過了這個綱領草案，宣布蘇共改革的目標是"在國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強調：人是社會發展的目標，克服人與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分離，確保人能積極地參加社會進程；人民的自主意識是權力的唯一源泉，國家保護人的權利、自由、尊嚴與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別、年齡、民族和宗教信仰，所有政治力量在法律范圍內自由競爭；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尊重各民族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來源是多方面的，有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繼承、對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總結、對西方發展民主制度經驗的借鑒、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積累的豐富經驗。在戈爾巴喬夫看來，"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從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在人道的、民主的價值觀基礎上，不僅在政治立場上而且在世界觀立場上都接近了。"對此，美國政論家布熱津斯基曾非常敏感地指出："戈爾巴喬夫的言行表明，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制度，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序。"很顯然，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扭轉了蘇聯改革最初的方向，對蘇聯解體產生了直接影響。
改革經濟體制:"完全的市場經濟"。戈爾巴喬夫提出，蘇聯經濟"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進，必須進行根本的改革"。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確立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並確立了在1986～2000年期間，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達到4.7%，15年內國民收入翻一番，勞動生產率提高1.3～1.5倍的目標。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87年蘇共6月全會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基本原則》。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講話中曾指出："國內開始的根本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在2至３年內保證從過分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過渡到民主的、主要是以經濟方法、以集中和自我管理的理想結合為基礎的管理體制。"1988年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後，開始實行了私有制;1990年10月18日戈爾巴喬夫頒布了《穩定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提出了"各種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針。
然而，這種"完全的市場經濟"改革，不僅未能使蘇聯經濟改革取得成效，反而帶來了社會生產的嚴重衰退和經濟危機。
一是經濟由低速增長變為負增長。據資料顯示，1986～1988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年均為2.8％，1989年下降到2.64％，而1990年則出現負增長，下降４％，國民生產總值下降２％，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３％。1991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負８％，勞動生產率增長負９％，國民收入增長負10％。
二是財政赤字、貨幣發行、通貨膨脹失控，內外債務大幅度增加。1985年蘇聯財政赤字是200億盧布，而1986～1988年年均財政赤字達到了430～440億盧布，1989年達920億盧布。為了彌補赤字，銀行大量發行貨幣，導致高通貨膨脹。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8.4％，1990年達到20％。與此相聯系，內外債務則大幅度增加，1989年內債達4000億盧布，1990年達5000億盧布。同期外債由560億美元增加到700億美元。
三是消費品市場供應惡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據資料顯示，到1991年蘇聯市場供應的1200多種基本消費品中，95％缺貨；在200多種食品中，180多種缺貨。許多大城市不得不實行憑票供應、憑身份證供應和限量供應。在物價暴漲、商品短缺的情況下，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明顯下降。1989年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７％，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達4100萬人，占總人口的1/7；1990年達1/3，失業人口達2000萬人。
由于經濟改革的失敗以及消費市場問題的嚴峻，使蘇聯的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更加尖銳、複雜。
改革政治體制："公開性"、"多元化"、"民主化"。改革之初，為了使廣大人民群眾關心和參與改革，強調實行"公開性"原則，黨和國家的重要會議、重大決策和活動讓人民知道是需要的。但在1988年預期的經濟改革受挫後，戈爾巴喬夫則把公開性推向了極端。他在1988年蘇共二月全會上所作的題為《賦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報告中，明確表示"蘇共支持輿論多元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88年12月通過修改《憲法》和《選舉法》，改革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接著在1990年2月蘇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正式提出並通過了實行總統制的設置；1990年３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確立了多黨制原則；1990年７月蘇共二十八大又改革蘇共政黨體制，不再提黨是"領導力量"和"核心"，改稱蘇共是"自治的社會政治組織"、"志同道合的共產黨人聯盟"。此後，蘇聯的各種黨派團體迅即增多，1990年８月達９萬多個，其成員上千萬人。許多黨派組織都在進行反對社會主義和挑起民族紛爭活動，有的出版自辦刊物，登載反蘇反共的文章，甚至爭相"揭露"和"批判"十月革命以來的曆史"黑幕"和"罪行"，大談沙皇和沙俄時代的"美妙"和"輝煌"。而戈爾巴喬夫對此卻強調應該"同它們對話和協作"，這無疑加劇了蘇聯政局和人們思想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