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理想沖動及其限度。對于政治家來說，有高尚的道德理想當然不是壞事，沒有理想和熱情的政治家肯定不是好的政治家，然而，僅僅在道德上高尚、有理想主義沖動，卻遠不足支撐起一個好的政治家的基本素養。
一個政治家是否合格稱職，歸根結底還在于他所有決策的結果，而不是他在行為過程中的個人品德。如果不能產生國家、社會和民眾所需要、確實能夠造福于一個時代的業績，他所有所謂高尚的情操、超越的理想都不過是花拳繡腿。換言之，如果這些有意無意的政治做秀反而給一個國家帶來了災難，那麼，這樣的政治家同樣不能免于指責。對政治家的評判從來就不是看他是怎樣做的，而是看他做了什麼。盡管古希臘的柏拉圖和古中國的孔子，不約而同地都把"哲人王"作為國家統治者的衡量標准，但意大利思想家馬基雅維里所主張的像獅子一樣凶猛、像狐狸一樣的狡黠的國家治理者，事實上才真正構成曆史的有力推進劑，即他們的成功與失敗部分塑造了我們見到的這個世界，並且已經堅實地成為我們思考與把握未來的主要精神資源。
理想，不是套在政治家頭上的緊箍咒，絕對化的理想所產生的，往往是反現實的結果。在深明這一層道理的人們當中，那位既做過出色的學者、自身又曾經是一位享譽世界的政治家的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對此就感慨甚深。作為一位同樣運籌過一個超級大國的內政外交的智者，在卸職之後說："一個局外人，從絕對觀點考慮問題，是從概念上來判定是非的。而一個政治領導人卻沒有這樣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夠不分階段就達到他的目標。任何一個局部的步驟，本來就不會是完美無缺的理想。但是，沒有這個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理想。"基辛格似乎說中了戈爾巴喬夫，後者恰恰是按絕對理想來行事，以打破平衡而不是設法建造平衡為實踐綱領，他更像學者、局外人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責任是對一個瞬息進行斗爭，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但戈爾巴喬夫分明是在為"永垂青史"而強制了每"一個瞬息"，他忘記了具體的曆史過程里自己的國家和人類的難以跨越的局限。
一個無視權術、只有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是"一個高尚的人"，但卻不適合于擔任國家領導者的大任。道德理想是政治家心靈中永恒的天道，政治家要永遠為這個心目中的天道而奮斗，但這個天道，是作為抽象的原理而不是作為具體的行為准則來展現的。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是，太在意曆史過程中的道德性，事與願違，自己實際上扮演的是永恒天道的仇敵。
政治家首先考慮的事情是行動。行動自有行動的邏輯，它會與思想的邏輯有所重合，但又並不完全等同，甚至可能相去遙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曾一心希冀建立起國際聯盟的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在參與巴黎和會之後深有感觸地說：會思想的人不會行動，會行動的人不會思想。思想和行動為什麼不能處在同一空間呢？那位因"水門事件"而黯然下台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此所作的總結乃是：政治是一門藝術而非科學，它無法以確定的准繩作為指導。
戈爾巴喬夫是一位好的思想者，直到今天，他所提出的那些國內國際的美好設想，還不能說是錯誤的，它們依然值得人類去永遠追求。但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戈爾巴喬夫分明又並沒有理解什麼是政治。在他的手中，政治成了一個至少可以在思想上確定的物質。"民主"、"自由"、"公正"、"人類和平"，當思想家們描繪出一個個關于人類社會的"應然"時，戈爾巴喬夫把它們絕對化為當下行為的准則，率先在思想上"超前"了，然而他的國家如何呢？
1991年10月，世界銀行行長與戈爾巴喬夫會見，在聽了後者對蘇聯艱難改革的情況介紹後說："……這是一種傾向的一個部分。但是你們這艘船船體又大，乘務人員又比較複雜。"與小國家不同，一個超級大國要想實現轉型，它轉變的半徑也會比一般國家要大幾倍，這是蘇聯國家的"實然"。然而戈爾巴喬夫似乎並沒有對這個"實然"有充分的認識和尊重。蘇聯解體之後，他在思索蘇聯改革失敗的原因時仍這樣寫道："我們在摒棄一種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種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他眼中，"一種官僚行政的制度"與"一種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是截然對立的。在用這種絕對兩分的觀念來指引蘇聯改革的時候，不言而喻，戈爾巴喬夫所做的工作，是"另起爐灶"，而不是"創造性的轉換"，因為他沒有領悟到改革的限度。
實際上，指導戈爾巴喬夫展開其行動的那些准則，在具體的時空中都是成問題的。1991年3月，在"社會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進行斗爭的時期"，蘇聯國家已因內訌而面臨四分五裂的危險，原先是"總書記"、此時已為"總統"的戈爾巴喬夫，為保存國家的完整性，竟乞靈于"公民投票"。他以為"全民公投"式的"現代合法性政治"，將能夠為自己的國家和本人的政治前途提供救命的稻草。幾次公民投票，雖然"主張整體聯合的力量毫無爭議地、令人信服地戰勝了分裂國家、搞垮國家的力量"，戈爾巴喬夫不無憂傷地寫道，"但這並沒有阻止住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在別洛韋日密林聚會"。70%以上的人希望保留蘇聯的"公投"，結果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在一個國家成為國家之後，是選擇統一還是分裂，無論在古代或是在今天，通行的准則都不是由投票來決定，主權問題是不能"民主化"和隨意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