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另一種觀念也曾為世人高調稱道。他說："要承認全世界范圍的全人類價值高于個別一些國家的利益。"在1991年的新年祝酒詞中，他還說："在考慮明天的時候，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命運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分離開來。"戈爾巴喬夫所主張的"全人類利益"使他獲得了199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在任上果斷停止阿富汗戰爭，無可置疑是一善舉，但問題是，當"自己的命運"都已經無從談起的時候，所謂"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于自身又有什麼意義呢？在決定"命運"的時刻，作為政治家，難道首先不是要對自己治下的國家和民眾負責，為他們的福祉而奮斗嗎？一種無視"自己的命運"的國際主義或者世界主義，盡管聽起來高尚純潔，但如果這樣的超邁理想，是以某一個國家的犧牲作為前提，誰又該為這個國家的犧牲作出補償呢？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當然不能缺少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但這些"主義"只能在每一個國家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礎上才有意義，否則，它就不過是一團幻影。
戈爾巴喬夫的失誤，也許並不在于是因為有太多"理想"盤旋于他的頭腦，而關鍵的問題是：在理想主義的沖動折磨著一個人的精神時，他是否能夠又以現實主義的意志予以清醒地調節。例如，同樣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威爾遜，在他首先提出建立國際聯盟的設想後，其國家卻出人意料地並沒有參與一戰之後國際聯盟的建設工作。一種單純的理想主義注定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因此，尼克松深有感觸地提醒政治家們：值得實踐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現實"，而是"理想的現實主義"或"現實的理想主義"。
作為一個執掌著權柄的人，戈爾巴喬夫並沒有真正領悟"權力"這兩個字的含義。政治家不能理解權力在這個世界的存在意義，它的結果是致命的。正如那位倡導在必要時刻要懂得"節制"之道的俾斯麥,在老年的時候一度憂心于新繼位的腓特烈皇帝的自由主義熱情一樣，蘇聯國內的那些意識到蘇聯國家安全的人，也曾經深深憂慮于戈爾巴喬夫政策對蘇聯的可怕影響。
似乎可以試著去說，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悲劇英雄，至少他正視了晚期蘇聯社會存在的那些問題。他的悲劇在于，他所選擇的改革路徑並不恰當，致使改革不能在蘇聯繼續下去，最後葬送國家本身。或許又應該說，他致力于改革的決心、勇氣與所選擇的方向，都是沒有疑問的，關鍵在于改革的具體操作上，他沒有以現實主義者的態度，想方設法控制住改革中的諸多變數。
在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不複存在後，戈爾巴喬夫還在喃喃自語："我們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進行了自由選舉，建立了議會，實行了多黨制，使組織反對派成為可能——一句話，使社會有了政治自由。"戈爾巴喬夫把這些視為自己的政績。的確，在他統治蘇聯的那些歲月里，蘇聯社會實現了權力下放和權力轉移，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央的權力逐步弱化的同時，蘇聯議會、各政黨和作為地方的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州的權力得到了提升。一個極權的社會有無必要放松權力的神經？答案應該不言自明。從這點來說，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弄錯，一個通管一切的政府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不正常的，然而，一個軟弱無力、沒有權威、一切都管理不了的中央政府，是否又正常呢？
現實世界就是現實世界。一種絕對"好"的文化是人類所無法生產的，一種相對合理的政治文化，在晚近以來的人類曆程中則是這樣鋪展的：諸多無政府狀態的、無中央宏觀控制能力的地方性乃至帝國性的政權逐漸被整合或被瓦解，諸多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行動有力的政權逐漸走上前台並主宰起人類政治生活的版圖。英國學者厄內斯特·蓋爾納說："現代社會始終並且必然是集權的，這是因為維持秩序只是一個機構或者一群機構的任務，而不是分散在全社會里的。"而德國哲人馬克斯·韋伯，也說過類似的話：現代民族國家乃"權力集裝器"。
戈爾巴喬夫的"人類情懷"和"理想情結"是無可挑剔的。然而，曆史常常會背離我們的願望，美好的假設永遠不能保證能給我們帶來幸福。
失敗的是蘇聯所代表的模式。"我也可以不改革。"多年以後，戈爾巴喬夫回憶到："制度本身還具有穩定性，再維持幾十年是可能的。"
戈爾巴喬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規地當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總書記，畢竟他登上權力頂峰時才54歲，但他並不是這種人。他從人民中走來，對這種表面神聖的制度下，勞動人民生活的艱辛了如指掌。他是一個對人民懷有樸素情感的人，是一個對社會主義有自己的解讀的理想主義者。他要改變這一切，但他失敗了。假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設想的方式發展，那麼他將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永垂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