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由于"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使葉利欽陶醉于自己的個人魅力，在急于給聯盟找麻煩的同時，卻沒有因勢利導地改革俄羅斯自身的權力體制，使俄羅斯帶著蘇聯時期選出的議會（蘇維埃與人大）和憲法進入了"激進改革"。這個憲法對議會與總統的權力沒有明確地劃分，一旦雙方產生分歧，就會出現"兩個政權並存"的混亂狀況。這個議會具有很大權力，其多數成員在舊體制下擁有權益，他們雖然在"8·19"事件中支持政治民主並擁護葉利欽，但難以接受激進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改革。在"休克療法"引起痛苦的情況下，他們很快與社會上的抵制力量結合，成為葉利欽的反對派，使"休克療法"在議會的強烈抵制下實際上只實施了半年便告流產，由切爾諾梅爾金取代了蓋達爾。其實，如果葉利欽1991年8月以後抓住時機改選議會、修訂憲法，他在次年的經濟改革中就會得到議會的更多配合，"休克療法"的結局可能會大有不同。至少也會比後來斷斷續續的"多次休克"、"長期休克"付出的代價小一些。
蘇聯解體使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葉利欽一直以親西方的面孔出現，他宣傳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念，主張實行西方式的政治經濟制度，推行以西方模式為樣板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在許多重大的曆史關頭，如在前蘇聯時期的"8·19"事件和1993年的俄羅斯"十月事件"中，葉利欽都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和幫助。
葉利欽采取一邊倒的親西方外交，是由俄羅斯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決定的。葉利欽希望與美國順利裁軍，發展與西歐國家在安全領域的合作，盡快卸下沉重的軍事包袱，集中精力複興俄國經濟。葉利欽更指望西方提供經濟援助，盡快取消對俄的一切貿易和技術交流障礙，使俄羅斯迅速擺脫嚴重經濟困境。葉利欽還期望在西方的幫助下，早日加入歐洲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他甚至盼望"回到天然伙伴和盟友的行列中"去，把俄羅斯的國家體制和經濟與西方溶為一體。
葉利欽的外交政策受到西方國家的熱烈歡迎，然而，這種親西方的外交並未達到他預想的結果。西方國家援俄大多有口惠而實不至，離葉利欽的期望較遠，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不滿增加。葉利欽開始向獨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轉變。
1993年4月，葉利欽批准了《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基本條例》。這年11月，他又主持通過了《俄羅斯軍事學說基本原則》，對俄羅斯的外交戰略和政策進行了調整。調整的核心是維護俄羅斯的民族利益，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恢複和鞏固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
以這些思想為指導，葉利欽把發展與獨聯體國家的關系放在首位。他采取加強與獨聯體各國經濟與軍事聯系的方法，來實現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和最大的國家利益：經濟上，俄羅斯轉向獨聯體各國提供優惠條件，並撥款4000億盧布，供各國向俄羅斯購買能源，並同白俄羅斯簽訂了給予種種優惠的經濟聯盟協議；軍事上，俄羅斯決定在各國長期保存一定的軍事存在，建立了30個軍事基地，並與6個獨聯體國家簽署了集體安全條約，開始了以6國為主組建聯合部隊的行動。
葉利欽繼續加強與西方大國的伙伴關系，同時強調西方國家應重視俄羅斯的利益，並開始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表現出自己的自主性、甚至是強硬性。如在波黑問題上，俄羅斯反對美國動武和取消對穆斯林的制裁；在安理會表決對前南斯拉夫聯盟的進一步制裁問題上投了否決票；提出解決波黑問題的四點和平計劃，促使聯合國通過在波黑建立安全區計劃的836號決議。
葉利欽還堅決反對中歐東歐國家加入北約，以防止北約的防線移至俄邊界。他在1994年2月的國情咨文中說："北約要排除俄羅斯擴大成員，就意味著走上對歐洲和世界新威脅的道路。"
葉利欽把外交重點從西方轉向全方位之後，更加重視與亞太國家特別是亞太鄰國的關系，俄羅斯與韓國、中國、日本、印度等國保持友好合作關系。為顯示其大國地位，葉利欽及其政府還積極參預國際事務。除波黑問題外，俄羅斯還積極參與朝鮮半島核問題的解決。中東希伯倫慘案發生後，俄羅斯迅速作出反應，派出第一副外長、總統特使、外長，接連前往中東進行穿梭訪問，分別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領導人會談，希望在中東和解問題上留下俄羅斯的印跡。
把意志注入權術：從紛繁複雜的政治風云中拎出要害並解決它。從1992年年中議會迫使政府修改預算，基本放棄財政、貨幣雙緊縮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宮，是葉利欽時代的第二階段。
這一時期議會在逼退蓋達爾、刹住"休克"風之後勢頭大增，與葉利欽從交惡到全面對抗。"執行權力系統"則發生分化，副總統魯茨科伊倒向議會，而原由"中派"提名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卻在幾經搖擺後選擇了追隨葉利欽。于是"兩宮"（克里姆林宮和當時議會所在地白宮）之戰愈演愈烈，經過全民公決、憲法法院參與，政治斗爭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的重心，而經濟轉軌處于停滯狀態，致使經濟局勢不斷惡化。最終以葉利欽炮打白宮，驅散議會，通過新憲法實行總統集權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