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當時被稱為寡頭的"金融工業集團"正是在以蓋達爾為代表的青年"激進改革派""闖關"失敗離開決策層後，由一些"穩健"的老經濟學家和技術官僚所大力提倡、國家大力支持，甚至往往就是由國家授權自上而下地組織的。
在"激進改革"時期，一些民主派基于在俄羅斯建立以廣泛的私有者為基礎的真正民主制的願望，同時也基于私有化之初社會上自發地湧現眾多小型商貿組織、作坊與小工廠表現出的經營靈活性與當時大多數大中型企業危機深重的鮮明對比，主張以發展中小型企業來走出困境。"闖關"失敗後這種意見被拋棄了，出身于國營大托拉斯的切爾諾梅爾金上任伊始便表示："我們國家有強大的基礎設施，不應變成小商小販的國家"，"想用小店鋪把我們國家包圍起來並在此基礎上振興經濟改善生活的做法不會成功"。
1994年在結束證券私有化之際，以老經濟學家阿甘別吉揚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也表示反對分散化，主張"把國有大型企業改組為集生產、銷售、金融活動為一體的金融-工業集團"，認為這種組織"應在今後俄經濟中占優勢"。老經濟學家什梅廖夫也提出：俄羅斯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強大的工業-金融集團"。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94年2月葉利欽提出1994年應成為"金融工業集團年"，並在此後兩年中連續出台了《促進金融工業集團建立並展開活動的措施》（1995年4月）、《關于金融工業集團的聯邦法》（1995年11月30日）、《關于促進銀行與產業界一體化》（1996年4月）等十幾個法令、總統令與行政法規。
于是寡頭經濟迅速崛起：1993年全俄還只有1家金融工業集團，1994年便有了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1997年已有近60家，並進一步從中產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終形成了俄羅斯著名的"七寡頭"。
正如亞夫林斯基所言：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蘇共垮台後，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像蛇蛻皮一樣"。可以說，在俄國的政治譜系中，無論蓋達爾還是亞夫林斯基這些"民主派"都與金融寡頭的關系相當疏遠，而切爾諾梅爾金的"家園"才與金融工業集團關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與這類集團有頗深的關系。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白宮事件後，金融工業寡頭對政府影響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別列佐夫斯基等）與"民主派"的日漸失勢是二位一體的大趨勢。當然，葉利欽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難以與後者劃清界限，出于政治權術的考慮，他也常常需要聯合"民主派"來對付俄共等主要政敵。而"民主派"中亞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對葉利欽已完全失望，其反葉利欽的調子有時比俄共還高，但蓋達爾等人還是願意支持葉利欽以對抗俄共。
然而無論如何，此時的葉利欽已絕不是"民主派"總統了。
"慣有的激情、抗爭的意志使我不再猶豫"：再度競選總統。時間如飛地流失了，然而它的消逝留給俄羅斯人民的是數不清的痛苦和不幸，是內心里經久難愈的傷痕，人們對葉利欽這個總統早已越來越喪失信心。
轉瞬間，1996年便降臨人間。從1991年葉利欽出任第一任總統到此時，匆匆地過去了五年的光景，他的任期已滿。按照憲法的規定，1996年７月要舉行俄羅斯第二屆總統大選，這也是俄國從蘇聯解體後作為一個國家主體的第一次總統選舉。可偏巧在1995年底，葉利欽嚴重的心髒病發作了，據說還是心肌梗塞。此刻，葉利欽面臨的豈止是肉體上的折磨，他的政治勢力在1995年底議會選舉中的慘敗，再加上車臣戰爭的失利，人民生活的日益拮據，不滿和怨恨正日益籠罩著俄羅斯。
在這樣的重負下，特別是根據當時的民意調查，葉利欽的支持率只有３％，葉利欽還會再參加第二屆總統競選嗎？
葉利欽說："我頭腦清醒地告訴我自己：如果我參加競選，我會戰勝他們，這一點毫無疑問！我不理睬所有的預測、民意測驗，不在乎政治上的孤立。但是，問題在于我要參加嗎？也許，確實是我應該退出曆史舞台的時候了？可是，想到這種做法會促使某些人執政，我就難以忍受。也許是慣有的激情、抗爭的意志使我不再猶豫。"
1996年1月初，葉利欽宣布了自己參加競選總統的決定。他後來回憶說對競選與否有過動搖，實際上，以他的性格是不會放棄的。他在2000年前夕向公民們發表的最後一次總統講話中的一句話："我……一生中主要的事業，就是讓俄羅斯永遠也不能再回到過去。"這才是他的肺腑之言，因為他很清楚，一旦久加諾夫的俄共執政，葉利欽是很難有好下場的。
就這樣，一場緊張的競選揭開了帷幕。為了競選的需要，他力排眾議，起用他的女兒塔尼婭參加競選活動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