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捷帕申是葉利欽講話的幾天前才被葉利欽任命為政府第一副總理的。葉利欽的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呢？在風云難測、瞬息萬變的俄羅斯政壇，人們都在紛紛猜測著：無風不起浪，莫非這又是普里馬科夫政府要"關門"的兆頭？因為他們的總統葉利欽"換政府就跟換襯衫一樣自然"。
果然，幾天之後，也就是1998年5月12日，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突然中斷了正常的電視節目，宣布：葉利欽解除普里馬科夫的總理職務，任命第一副總理斯捷帕申為代理總理，並作為總理提名提請國家杜馬正式批准。
總統與杜馬的交鋒再次牛刀一試，又是葉利欽輕松獲勝。但是，斯捷帕申的總理座位尚未坐穩，1999年的夏天葉利欽又突然將其撤職，任命名不見經傳的普京為代理總理，俄杜馬為了2000年的大選，不得不"忍辱負重"，再次表決通過葉利欽對普京的任命。
葉利欽如此措置乖戾，固然與他在權力無制衡情況下"病夫治國"之不智有關，但也反映了葉利欽時代尤其是在俄羅斯過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權威"加經濟上的"寡頭化"的危機。
基里延科政府任職僅4個月便被免職，任命切爾諾梅爾金複出受阻，葉立即改變主意挑了普里馬科夫。普氏上任僅8個月就被免職，換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壽命僅兩個多月，就換了普京。
葉利欽此時用人似乎已經完全沒有政績標准：切爾諾梅爾金是在俄羅斯經濟止跌回升、形勢看好時被免職，普里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機、穩定經濟初見成效時被免職，斯捷帕申之免職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撞上了"8月危機"，但主要責任也不在他。同時，他的用人也沒有什麼政治標准：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爾諾梅爾金是寡頭新權威主義者，普里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馬科夫本人政治傾向是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則純屬事務官員。總而言之，葉利欽此時用人施政，既不講政績也不講"政治"，純屬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後而玩弄權術。
這一過程的經濟雖然止跌回穩，但社會矛盾卻積累起來，而葉的聲望也進一步下降。在眼看葉利欽病體難支、不能久任的情況下，葉利欽身邊的小圈子行為日益短期化，他們不僅不能為俄國的長遠利益，甚至已經不能為他們在上一階段所主要依靠的社會基礎即金融工業集團的長遠利益考慮，而只是著眼于怎樣能實現一種在"後葉利欽時代"盡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後安排。
這就導致葉利欽在這一個階段的行為越來越走向個人權術，而這樣的短期行為又使俄國的轉型期危機拖長、經濟發展受損，終于使葉利欽的政治生涯趨于終結。無論就民心、政情還是他本人的身體狀況而言，葉利欽都已不可能連任，至于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獨裁恐怕也行不通。許多人斷言這不僅是一場金融危機，而且是俄國整個經濟轉軌進程"不可逆轉的失敗"，它將導致"整個政治上層建築的崩潰"，此後幾年俄國將發生大亂。
俄羅斯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俄國已經面臨社會爆炸、秩序崩潰與內戰。就葉利欽本人而言，他對這場危機驚慌失措、束手無策，與過去曆次危機中他表現的極為果斷、敏銳、自信與機智形成鮮明對比。正如麥德維傑夫所言："葉利欽的個人權力資源與政治資本已經耗盡，他已不再擁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宮之外事態發展所需的施政班子、執政綱領、精英與民眾的信任以及過去的精力與健康。"實際上，在這一階段中葉利欽已不再是個"新權威"了。
然而俄國並沒有因此而大亂，甚至沒有給葉利欽很大難堪。與人們預期的相反，此後又換了兩屆政府，發起了車臣行動，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對。而議會的彈劾程序無疾而終，許多人預言會發展為"革命"。
危機後"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漸成氣候。總之，在葉利欽這個"強人"不再有能力逞強之時，當"新權威"的權威基本消失之際，俄國一沒大亂，二沒走極端，三沒走回頭路。
葉利欽時代，總的是失敗大于成功。作為一個過渡型曆史人物，葉利欽並沒有完全擺脫舊官僚那種專橫獨斷、剛愎自用的習氣，而在建立了"新權威"之後，缺少制約機制的權力腐蝕症在他周圍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傳染到他本人。葉利欽是個"闖將"，而不是深謀遠慮的思想家，喜弄權術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與他長期合作。再加上他長期有病，導致行為亦常呈病態，"病夫治國"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
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是正確的
葉利欽當總統的時候，不管他在什麼地方，權力就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整個意志就旨在攫取權力和掌控權力。
1989年夏天，蘇聯總統助理沙赫納紮羅夫問戈爾巴喬夫："您為什麼不去滿足葉利欽的欲望？比如說，讓他當個副總統？"戈爾巴喬夫斬釘截鐵地說："他不適合這個角色，而且他也不會同意干。你不了解他，他需要的是全部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