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進改革的同時，他還大力提倡所謂的"民主化"與"公開性",試圖以此來吸引群眾參加到這場改革中來。不知是哪一位哲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最能隱瞞自己戰略思想的領導人是最聰明的領導人"。一般的領導人尚且如此，何況一個蘇共中央的總書記？其實，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在世界級的戰略家眼里，簡直就是一篇學院內部刊物的作文；在世界級的政治家眼里，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研究生的論文而已。
從基層上來的戈爾巴喬夫，也看到了蘇聯國家在經濟上的困境，看到了人民對僵化的體制的不滿。1986年在蘇聯黨的二十七大上他主持制定了《蘇聯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1987年他又制定了《關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和《企業法》。他的基本思路是給企業放權，使企業實現"三自一全"，就是完全自主經營。這種思路作為一個有著莫斯科大學學位的戈爾巴喬夫來說似乎還可以，但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思路並不算高明。
在大的經濟體制不改革的框架下，到1988年末，蘇聯總的經濟形勢並沒有好轉，而且更加失調，1986～1988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僅為2.8%，低于號稱"停滯時代"的1981～1985年。
經濟改革受挫以後，戈氏片面地把經濟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歸結于現行政治體制。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十九次代表會議標志著把改革的重點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戈爾巴喬夫的身份是蘇共中央總書記，卻是以一種蘇聯普通平民的心態和很不成熟的知識分子的語言，把蘇聯原有的政治體制稱為"官僚專制制度"和"極權主義制度"。他在各種公開的場合猛烈抨擊蘇聯的政治體制，使得蘇共和蘇聯國家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受到嚴重損害，而黨內極端分子和分裂主義勢力極為贊賞戈爾巴喬夫的言論。他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與公開性的推行，造成蘇聯社會的極度混亂，一些加盟共和國的民主派開始與蘇共爭奪權力。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共產黨公開與蘇共分裂。共和國的權力落到了民主分子和分裂主義分子的手上。整個蘇聯社會嚴重動蕩。經濟形勢更加惡化。1989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增長率下降到2.4%，日常必需品供應更加緊張。軍隊也開始出現不穩的現象，蘇聯的改革進程開始失控。
書生氣太過的戈爾巴喬夫在堅定地打碎了蘇聯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以後，卻不能給蘇聯一個凝聚人心的新的意識形態，不能給國家的改革開出符合實際的建立新體制的藥方。他放手把意識形態的重建交給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極端思潮，把新體制的解決寄托于命懸一線的政治改革。那個由他一手提拔起來又被他親手打下去，一度被稱為"最勇敢"的改革家的葉利欽，就在戈氏的眼皮底下，用戈氏極力提倡的公開選舉的方法，奪取了蘇聯最重要也是最大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的最高領導權。改革和國家的失控並沒有使戈氏有所清醒，他所讀的那麼多的書，也沒有在這個國家多難的時刻為這位國家領導人帶來一點智慧的作用。情急之中，他天真地想到了"總統"這個稱呼的實用性。他認為"總書記"這個職務並不適合領導一個國家，只有總統才是名正言順的國家領導人應有的稱呼。他試圖以"總統"這個職務來實現他對整個蘇聯國家的重新控制。于是在1990年他又"跌跌撞撞"地爬上了"蘇聯總統"這個位子。1990年6月，依照蘇聯民族政策和憲法，蘇聯的幾個主要加盟共和國先後發布了主權宣言。
蘇聯的解體已經初露端倪。假如這個時候在蘇聯全國采取強制措施，也許蘇聯還有一線期望。可悲的是，在這個時候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還有閑心去海濱度假，他在盡情地享受著一個世界大國領導人在生活上無限的快樂。
1991年8月19日，留在莫斯科的、以副總統亞那耶夫為首的蘇共其他領導人采取了斷然措施：實行"緊急狀態"，控制了在黑海之濱度假的戈爾巴喬夫。但令這些企圖最後挽救蘇聯免于崩潰的人們始料不及的是，經戈爾巴喬夫幾年的"改革"和對蘇聯及蘇共的猛烈抨擊，蘇聯軍隊已經完全失去了對蘇聯黨和國家的信任，軍心混亂，軍隊竟然認為沒有必要為挽救現存的這個國家去做任何事情。政變仿佛從一開始就並不順利。政變中要控制的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葉利欽竟提前離開了莫斯科，去往遙遠的阿拉木圖"訪問"去了。"緊急狀態"僅進行了三天就失敗了。
更為可笑的是，這個經曆危機還處在蘇聯最高領導人位子的充滿學者味的戈爾巴喬夫，在被勇敢的葉利欽從休假地解救回來以後，竟還繼續天真地想從已經掌握了俄羅斯國家命運的葉利欽的飯碗里去分一點殘羹。還在與葉利欽等原蘇聯境內新成立的"主權國家"的領導人不厭其煩地討論所謂"聯盟"問題，為了他的"聯盟"，他在葉利欽的要求下宣布了解散蘇共的命令，進而又宣布停止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並責成蘇聯檢察機關對蘇共領導機關進行審查，進而又同意與葉利欽在非常時刻二人可以互相"代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