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上台後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問題是聯邦行政權力受到地方分立勢力的挑戰和聯邦會議的干擾，國家的有效管理遠遠沒有實現。議會成為各派勢力爭權奪利的舞台，而不是一個有效管理國家的組織；地方勢力膨脹，地方行政長官對中央的離心力增強，甚至挑戰中央的權威；寡頭控制著重要戰略資源和一些媒體，干預政事，對總統權力構成重大威脅。所以加強中央權威一直是普京政治改革的重點。普京指出，"俄羅斯複興和蓬勃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國家政治領域，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也應該擁有這樣一個政權體系"。普京上台後不久便在政治領域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主要包括：堅決打擊車臣民族分裂主義，維護俄羅斯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廢除了同中央法律相抵觸的各類地方法規和法律，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空間"；將全國劃分為7大聯邦區，責成總統全權代表監督各聯邦主體；改變了俄羅斯聯邦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地方行政長官不再兼任聯邦委員會議員；采取措施"整肅"寡頭勢力，剪除反對派，加強對傳媒、石油天然氣和本國經濟命脈的控制；頒布《政黨法》，利用"多數黨"來確立總統對議會的控制，等等。從而基本扭轉了葉利欽時期府院兩派嚴重對立、地方諸侯權力膨脹、中央權威不斷弱化的局面，初步建立了以總統權力為核心的垂直權力體系，實現了對多數地方的控制，確立了普京個人的無上權威。
2004年3月，普京以高票再次當選總統，標志著俄羅斯已進入真正的普京時代。但普京連任後仍有不少地方領導人自恃有民意支持,對中央政令不理不睬。如何有效地控制地方一直是普京面臨的一道難題。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為普京提供了契機。
2004年9月13日，普京在政府特別擴大會議明確宣布將對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政權結構進行徹底改革,提出了俄羅斯十多年來最令人震撼的政治改革方案。2004年12月3日，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了普京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內容是：第一，改變聯邦主體領導人的產生辦法，地方行政長官的產生不再由地方直選而改由俄聯邦總統提名，然後由地方議會批准；第二，改革杜馬選舉制度，將俄國家杜馬的混合選舉制度改成單一的政黨比例選舉制。取消國家杜馬選舉中的單席位選區制，改為全部按政黨選舉產生，減少民主反對派"入圍"的可能性；第三，提高政黨進入國家杜馬的入圍線，從5%的得票率提高到7%，將政黨注冊資格從1萬人增加到5萬人；第四，實行行政區劃調整，合並聯邦主體。
從普京政治改革的軌跡可以看出,總統把議會、政府、各聯邦、主要政黨和媒體控制在手中，實現了政治上的相對集權。可以說，在經曆了並不成功的自由民主改革後，普京把俄羅斯的政治發展定位于"新權威"。
普京的"新權威"政治說明了俄羅斯民族在史無前例的自由主義烏托邦試驗破產後在政治上已經清醒，表明了俄羅斯民族的政治理念在繼承國家主義體制和中央集權傳統的基礎上初步確立。就目前情況看，普京權威政治改革是與俄羅斯轉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改革模式。俄羅斯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一定時期內，權威主義導向的政治結構仍會以不同方式得以延續和再生。這就是運用強制或半強制性手段加強俄羅斯的中央集權，確立以總統權力為核心的國家政治體系，以強大的國家力量和國家權威來保持國內的政治穩定、經濟增長以及改善本國在全球外交權力結構中的不利地位。
但是，建立一種以穩定為核心，通過權威主義方式推動的權威政治是俄羅斯政治發展的階段性目標。從長遠看，在權威政治的基礎上向前邁進，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又是俄羅斯政治發展的必然選擇。
普京的"新權威"，輿論稱之為"以民主形式實現集權"的"可控民主"，它反映了普京思想體系的特點，即強有力的國家權威和個人權力制度同自由、民主價值觀念的結合。
"可控民主"：在必要與可能間的"新權威"浮標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獨立後的俄羅斯社會迅速引入了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從中央集權向三權分立制度的轉變，照搬了西方的憲政模式：三權制衡、政黨競爭等。在經濟制度方面，開展激進的經濟改革，采取"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當時俄羅斯社會普遍認為，這是在最短時期內實現國家繁榮和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但其結果是，一方面國家陷入曠日持久的政治動蕩和權力紛爭之中，出現了"寡頭政治"局面，權力腐敗嚴重破壞了社會公正和效率，阻礙著社會進步；另一方面，致使國民經濟處于崩潰和長期衰退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群眾怨聲載道。普京正是在俄羅斯社會問題錯綜複雜、新舊矛盾交織在一起、社會發展受到嚴重制約、群眾對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開始進行深刻反思的情況下上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