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是一個具有極權主義傳統的國家，沙皇封建專制制度延續了幾百年。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俄羅斯人民缺乏自由民主的熏陶。普京曾說過，俄羅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個超級中央集權的國家，集權現象是深入民心的思想。20世紀90年代末期，當自由民主政治在俄羅斯陷入困境的時候，權威主義政治自然成為首先考慮的一種求生道路。由于激進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遭到失敗，大多數俄羅斯人對民主價值感到失望，因而把目光轉向傳統的權威主義領導模式上，並且將其視為解決迫切問題——恢複"秩序"和建立社會公正的最可靠的手段。
長期以來，強大的國家觀念在俄羅斯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公眾崇尚權威、順從強權的心理使俄羅斯人在困難時期普遍希望有個"鐵腕人物"來拯救國家。俄羅斯社會調查表明，在俄羅斯和蘇聯的曆代統治者中，領導國家走向強盛的彼得大帝和斯大林等人受到人們的尊敬。
從民主的本義講，民主要求的是權力制衡，而不承認超越民主之上的超級權力。但是，從俄羅斯社會發展的角度講,"可控民主"又是符合俄羅斯國情的現實選擇。
普京任期內來自國內和國際的巨大挑戰，使"可控民主"更加成為一種現實需要。別斯蘭人質慘劇、飛機墜毀、地鐵爆炸等恐怖活動在俄羅斯愈演愈烈，恐怖組織的囂張氣焰、慘重的人員傷亡、國家強力機關面對危機的軟弱激起了普通民眾的強烈憤慨。普京利用反恐契機對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施行"大手術"，對地方行政長官和議員的產生辦法進行重大改革，反映了社會的現實需要。從國際背景看，俄羅斯戰略空間倍受擠壓，國際地位大幅下降。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等國一場場政權變更都有美國的背景，這些"顏色革命"雖然以民主為名，其核心目標卻是繼續壓縮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俄在獨聯體的"傳統利益"也面臨著被西方削弱的危險。嚴峻的國際環境促使俄羅斯人更迫切地希望在普京的領導下恢複俄羅斯的強國地位。
另外，《俄羅斯聯邦憲法》賦予了總統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特權，這也為建立以總統權力為核心的垂直權力體系提供了可操作的政治空間。
2005年3月底進行的社會調查表明，29%的被調查者認為普京時期的社會生活最民主，認為葉利欽時代最民主的人占9%，同時，有88.4%的人認為，現在最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民主"。
在葉利欽時期，國家政權並不否定地區領導人、政黨、媒體、寡頭集團等政治人物的獨立性，並同這些獨立的政治人物保持著一種密切合作的關系。總統和他們的相互關系是建立在獨特契約的基礎上的：總統借此擴大自己在地方上的權力和鞏固權力資源，而這些獨立的政治人物則由此而獲得生意上的額外優惠條件以及對國家機構整個環節施加影響的渠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6年的國家首腦選舉。正是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這兩個獨立政治集團聯手支持葉利欽，從而在葉氏的連任選舉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普京當選總統後打破了這種舊的"合作契約"，執行權力機關開始向這些獨立的政治人物發起一個又一個"進攻"，削弱他們的獨立性，確立中央政府的權威。
普京的"新權威"體制是隨著俄羅斯社會這些獨立的政治人物的影響逐漸減弱、數量逐漸減少以及在決策過程中逐漸被取代而得以最後形成的。
普京"可控民主"同葉利欽時期相比，在國家的政治體系和政治制度中出現了一些實質性的變化。俄羅斯媒體將這些變化稱之為普京"新權威"的特點。
第一個變化是政權依靠的對象不同。葉利欽時期，在制定和通過決議時，各種非官方的權力中心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時國內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集團和財閥是俄羅斯總統的"家族"勢力。它最初是圍繞著葉利欽的小女兒塔季亞娜形成的非官方的很有影響力的中心。各種利益集團紛紛通過院外活動促使總統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決定。而在普京總統上任初期，這種非官方影響中心的作用就明顯減少了。它們逐漸被正式建立起來的制度排擠出局。司法權力機構在這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但是，反對派認為，另一個精英集團（"聖彼得堡幫"或"克格勃幫")壟斷了對司法機構的監督權，而這些人掌權後勢必加強中央集權。普京把高級官員的主體由葉利欽時期的"民主派"換成了強力部門的干部，政府各部副部長和總統辦公廳的官員有1/3來自強力部門。到2002年夏季，有濃厚葉利欽"家族"色彩的高級干部幾乎都被撤換掉了。之後，他不再只任用單一部門或領域的干部，而是在高層干部中實行相互平衡和抑制的體制，在政府經濟部門不排斥使用沒有強力部門背景的專家性人才。
第二個變化是總統執政手段不同。葉利欽更喜歡利用精英集團之間的沖突來統治國家，他在執政時搞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之間互不服氣，總統和政府、議會等部門也不和諧，最終使國家政權近于癱瘓。而普京則恰恰相反，特別是在他上任的初期，努力避免沖突，使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和諧，實現政權的統一。他首先消除議會同總統和政府的對抗，削弱並排除"家族"勢力對政治決策的影響，使國家杜馬擺脫政治對抗，同時對政治反對派也不采取對抗的態度，而是接受其合理的主張，比如接受了俄共的愛國主義、保護弱勢群體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