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寫信給亨利上校那天——在襲擊珍珠港前三個星期——十一月寒夜的冷霧使倫敦變得黑沉沉的已有一星期之久了，霧從窗戶和鑰匙孔里滲進來，透過關著的門，穿過每一道裂縫。門的球形把手和樓梯扶手碰上去都粘糊糊的。室內外，人們呼吸到的都是霧氣；沒有地方可以避開潮氣。她整理熱帶旅行用的東西時，支氣管炎使她發燒，顫抖，咳出痰來。
她床頭的收音機里六點鍾那次新聞廣播低沉單調的報道像那霧一樣令人發冷。日本參戰的威脅越來越厲害了。他們拒絕了羅斯福最近的和平方案，正在法屬印度支那海岸集結大量軍隊和艦艇，明顯地威脅著馬來亞和新加坡。莫斯科電台正在否認高加索及其大油田的門戶羅斯托夫已落到德國人手中。可是這些日子里納粹宣稱的每一次勝利，不出一個星期，蘇聯人總是七折八扣地承認；現在他們已經證實列甯格勒同外界的聯系被切斷了，正在受到圍攻，而且德國軍隊正在朝莫斯科洶湧推進。還有一艘德國潛艇事實上——正如柏林廣播電台幾天前宣稱的——在直布羅陀海峽外面擊沉了“皇家方舟號”航空母艦。廣播員宣布這一系列倒黴消息時，用的還是英國廣播公司的鎮靜口吻，但已越來越顯得乏味了。她還是高高興興地整理著行裝，因為她可以在地球的另一邊看到維克多·亨利了。對于新聞，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因為幾個月來只有壞消息。
電話鈴響了，她關上收音機去接。
“帕米拉嗎？我是菲利普·魯爾。”
來自過去的聲音；低沉、自信、討厭的聲音。她抑制住掛斷電話的沖動，說：“什麼事？”
“這聲‘什麼事’說得真是有氣無力，帕姆。你好嗎？”
“我感冒得厲害。”
“你聽上去真像感冒了。真糟。你在干什麼？”
“此時此刻嗎？整理行裝。”
“哦？就為韜基宣布的環球旅行嗎？”
“是啊。”
“計劃中有新加坡嗎？”
“有。怎麼啦？”
“我自己下個星期要為《快報》去那兒。坐布來漢姆式轟炸機直接去。”
帕米拉沉默了一會兒沒有答話。
“帕姆，萊斯里·斯魯特從莫斯科來了，在城里。他正在打聽你呢。我想你大概會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的。他告訴了我許多關于你的朋友亨利上校的事。”
“哦？他有什麼消息嗎？”
“呃，帕姆，我不知道你聽到亨利上校最近的消息有多久了。”
“萊斯里在這里干什麼？”
“他是到伯爾尼的美國公使館去，路過這兒。那是他的新職務。”
“真怪。他在莫斯科才呆了幾個月呀。”
“他在那兒惹上了麻煩了。”
“哪一方面的事兒？”
“我猜是關于猶太人的事。這是個痛瘡疤，你別跟他提這件事。”
“你們在哪兒吃晚飯？”
“在薩沃伊。”
“我可沒法在這燈火管制的大霧里跑到薩沃伊去。”
“我來接你，親愛的。七點鍾，怎麼樣？”
聽到這種有意做作的親昵口吻，帕米拉說：“你妻子好麼？”
“天知道。我最後聽到的是她在莫斯科郊外一家廠里干活。那麼，就七點鍾見啦？”
帕米拉猶豫起來。她已經下定決心避開菲利普·魯爾，可是她又想知道知道斯魯特所了解的關于帕格·亨利的情況。萊斯里·斯魯特是個枯燥乏味、野心勃勃的外交官。過去在巴黎，他們四個人一起開開心心地過了大約一年以後，他把娜塔麗·傑斯特羅拋棄了。那時他和菲爾看上去同樣沒良心。她現在對斯魯特比較好，因為他後悔自己做過的事情。他竟跟猶太人的事務發生了關系，這顯得特別怪；因為他拋棄娜塔麗主要就是怕有了猶太老婆會影響他的前程。
“你聽著嗎，帕米拉？”
“噢，好吧，七點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