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普在地圖上指出哪些地方早就應該有堅固的防禦工事。多比將軍當初打過報告，要求在和平時期就把它們建築起來——可是什麼也沒有做——真是大錯特錯——不過還來得及。所需要的物資，庫房里有的是。一支兩百萬中國人和馬來人（他們對日本人都又恨又怕）組成的勞動大軍，隨時可以召集。他們能在一星期或是十天之內，把工事築起來。需要築兩條十分堅固的防線，緊貼著城市：一條在海峽對面的柔佛州，另一條就沿著新加坡島本身的北岸，包括水下障礙物、輸油管、探照燈、碉堡、帶刺的鐵絲網、機槍掩體——
“可是那兒的工事已經築好了啊，”塔茨伯利打斷他的話說。“北岸早就固若金湯了。”
“你錯了，”謝普回答道，他那奇特的姑娘般的細嗓子因為喝了白蘭地而變粗了。“這個島的北岸除了沼澤地之外，再沒別的什麼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瞪大了眼睛，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說：“我親眼看見那兒有很結實的防禦工事。”
“你看到的是這基地的外牆，這道牆可以擋住那些愛管閑事的人。這不是一個可以防守的基地。”
“你這話是不是說英國廣播公司聽信了謊言，受了新加坡最高當局的蒙騙？”
“啊，我的好朋友，英國廣播公司是一個宣傳渠道。人家利用你。我到這里來就是為了這個。我希望你有什麼辦法叫馬來亞司令部動起來。”謝普似笑非笑地把手杖在手掌上輕叩著。“菲爾說你是個剛強勇敢的人，還說了這一類誇獎的話。帝國在搖搖欲墜，塔茨伯利。那不是報紙上的宣傳。那是軍事上的事實。”
塔茨伯利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沉靜的、具有強烈說服力而身上濕淋淋的軍官。“好吧。早上九點鍾左右，你能再到這兒來一次嗎？”他激動地在室內一瘸一拐地走著。“我准備通宵把這篇報道趕出來。然後我要你把稿子核實一下。”
“當真嗎？九點鍾？太好啦！我樂于幫忙。”
“可是你必須掩護丹頓，”魯爾插進來說。“哪怕人家用燒紅的夾鉗來拉出你的鳥丸。”
謝普走了。魯爾問是否可以讓他留下來在扶手椅里打個盹。他准備天一亮就上醫院。
“聽著，把濕衣服脫掉，掛起來。你去洗個澡，”塔茨伯利說。“我屋子里有一張空床，洗過澡就去睡吧。”
“那太感謝啦。我渾身都發臭啦。在日得拉我們步行著從泥水塘里穿過去。我得從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條水蛭。這些小小的怕人的髒東西！”
“你手上怎麼啦？”帕米拉問。“看來很怕人。”
“唉，那是在日得拉被一個白癡般的軍醫用柳葉刀弄成這樣的。”魯爾可憐巴巴地、擔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但願別叫我丟了這只手才好。也許已經有點兒血液中毒了，帕姆。我全身都在發抖呢。”
帕米拉笑了一笑。盡管魯爾天不怕、地不怕，這個人卻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為自己得了什麼病。塔茨伯利問道：“你的飛機呢，菲爾？”
“在馬六甲飛機場。我們在那兒搭上一輛軍用卡車。他們不肯給我的飛機添汽油。丹頓和我是從檳榔嶼飛到那兒的。在檳榔嶼，我們還得守住飛機，趕開那些人，韜基，我是指白種人。事實上，是陸軍部隊的軍官！”
帕米拉在浴盆里放了水，給他放上乾淨毛巾，可是一看，他已經和衣睡熟了。她脫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發出沼澤地的臭氣），替他把蚊帳在四邊塞好。她翻動他的身子的時候，他還說著夢話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直到目前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過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紀，喜歡油腔滑調地調情，叫人討厭。可是眼前這個精疲力竭、頭發蓬亂的白皮膚大個子，穿著溫漉漉的汗衫小褲，一無遮掩，睡在那兒，卻更像是當年在巴黎時候的菲爾·魯爾。娶了個俄國老婆，還有其他一切，都說明他至少是不同尋常的！在巴黎的時候，他（不修邊幅，真叫人感到寒磣）總是使人覺得很有趣。
“在鬧什麼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坐到打字機邊來，咱們干活吧。”
他邁著沉重的步伐踱來踱去，揮動著雙臂，口述了一篇廣播稿——《和一個失敗主義者的對話》。他這樣報道：在高爾夫球俱樂部里，他曾經跟一個已退役的陸軍上校談過一次話，他是一個危言聳聽的老頑固。丹頓·謝普的看法結果由這一個吹毛求疵的老頭兒的嘴里講出來了。塔茨伯利指出，失敗主義往往會喚起這一類惡夢；而這篇報道也顯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性的一面。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線是存在的，邊戰邊退的行動完全是按照計劃執行的，新加坡島的北岸已經布置好了圈套，刀槍林立，將是來犯者的葬身之地。以上這一段小插曲無非證明在新加坡要塞仍然享有言論自由，“民主”在馬來亞仍保持著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畢之後，帕米拉拉開燈火管制用的窗簾。東方已經露出了魚白色。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策略，是不是？”她的爸爸看到她並不對這篇文章表示意見，就這樣問道。“把情況捅出去了，可是叫他們沒法找我的岔。”
她揉揉眼睛，說道：“這篇東西一拿出去，你永遠也脫身不了啦。”
“我們走著瞧吧。這會兒我得抓緊時間，睡一個小時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