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猶太人的曆程
（摘自埃倫·傑斯特羅的手稿）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美國轟炸機空襲了東京！
我的脈搏卜卜卜地加快了，就像當初作為一個愛上了美國一切事物的僑民，染上了壘球熱，看到寶貝魯思來個“本壘打”那時的情況一樣。對我來說，美國就是我的寶貝魯思。這一點我說出來不怕見笑。原來寶貝魯思終于擺脫了萎靡不振的狀態，“啪的一球打到了看台上”！
說也奇怪，盟軍飛機的炸彈總是掉在教堂、學校和醫院上；不精確到這個地步，這在軍事上是何等輝煌的成就啊！如果柏林電台說的都是真話——請問，德國人為什麼要說謊呢？——那麼英國皇家空軍如今幾乎已把德國宗教信仰機構、學校、醫院全部夷為平地了，而其他目標偏偏沒有命中！現在據說東京在這次空襲中，除了不少學校、醫院和廟宇遭到野蠻的美國人炸毀以外，毫無損傷。實在離奇之至。
我的侄女稱這回“杜立德空襲”（杜立德是指揮這次空襲的一位勇猛的陸軍航空隊的中校）只是一個花招，一次象征性的轟炸。照她說，這對戰爭不起什麼作用。當英國廣播公司播送這消息的時候，她竟然把娃娃托給廚娘，趕到我們的新聞記者同僚聚居的精美飯店，跟他們暢懷痛飲，喝得爛醉。這幫人差不多老是喝得酩酊大醉，可是我有多年沒見娜塔麗喝醉了，大概那天是當地一個主要愛慕她的人——一個頭腦迂腐的美聯社記者——護送她回來，盡管她差點連路都走不來，她還是一肚子逗樂的笑料。
她心情是那麼愉快，我情不自禁地真想當場就把我兩星期來一直憋在心頭的重大秘密泄露出來，這樁秘密我連在本文中都不肯輕易透露呢。可是我終于忍住了。她為了我的緣故已經吃足了苦頭。等到保險絲燒到危險點以前，有的是機會來透露這件出人意料的事。保險絲也可能永遠不會燒斷。
被扣在錫耶納的美國人員動身日期已定于五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我們將動身到那不勒斯或里斯本去，搭上一艘瑞典的豪華郵船，開回祖國。四月一日（我記得曾意識到那天是愚人節！），我的老朋友，錫耶納的警察局長來探望我。他一副托斯卡納人的作風，連連唉聲歎氣，頻頻聳肩，講話繞了不少圈子，露出口風表示對我們說來還有困難。具體情況他不肯作詳細說明。
過不幾天，詳情就從我們駐羅馬大使館的一封來信里透露出來。情況原來主要這樣：納粹聲稱有三名意大利記者被扣在里約熱內盧，靜候審訊，說他們是德國間諜喬裝的，實際上他們是真正的記者，現今在同盟國的挑動下，竟遭巴西當局野蠻扣押。因為德國人對巴西人鞭長莫及，為了以牙還牙，他們要求意大利人扣押三名美國人，以此要挾我國國務院勸說巴西釋放這些人。當然，這是十足粗野的日耳曼作風，一種營救他們那些笨頭笨腦而落人羅網的間諜的伎倆。不幸的是，如果真鬧到這地步，這三個人質可能輪到我本人、我侄女和她娃娃，因為且不說別的，就連我們自己的“記者”身份證也勉強得很呢。實際上，這場國際交易已經在進行中了，而我們就在那些內定可能扣押的人員中。這就是大使館透露的消息。
不過這件事也未必真會發生。巴西大概會接受我們國務院的斡旋。再說，我們的朋友和救命恩人維爾納·貝克博士正在竭盡全力解救我們，一旦真的事到臨頭，無論如何也要從名單上指定其他三個美國人作報複。我恐怕應當勸止他這麼做，不過我在戰時也已經學會了狠心。時興的風尚是各自逃命。
我把這消息瞞住了娜塔麗。她既怕德國人，又怕他們可能加害于她孩子，這種恐懼心理已經近乎神經病了。至于我呢，我並不著慌。我心甘情願在這里一直工作到死，並且一旦災禍臨頭，無論怎樣臨頭，就讓人把我的骨灰撒在這花園里吧。不管怎麼樣，我尸骨化灰的日子總不遠啦。我說不上怎麼會知道這一點。我的健康情況並不壞。然而我的確知道這一點。這點既嚇不倒我，也愁不死我。這只有加強我的決心，在為日無多的歲月中竭盡全力地工作，寫完我的《路德傳》。
可是，為了娜塔麗的緣故，我必須盡一切力量確保我們走得成。我一做完早上的工作，就要去找大主教談談。他對意大利外交部不無影響。是時候了，該利用一切門路，想盡一切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