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瑩華老人回憶說，和加爾各答對比，敘府航站顯然“冷清”了許多，相關人員也少，飛機來了卸下軍用物資後，午餐或晚餐後，立即返回汀江，也有空著肚子回去的，但這樣的時候不多。辦事處在機場一隅雇當地鄉民造了兩排竹編牆、草頂的平房供商務、機務人員住。一開始，由于機械故障不能及時返航的飛行員也在草棚里住，冬天凍得早上起來流著鼻涕上飛機，何鳳元心疼了，又聯系了附近空軍菜壩空軍招待所，于是後來把飛行人員都安排在那里。 老人說，有一件事情至今想起來，都讓她的心隱隱作痛……
那是汀江——敘府開航後沒幾天的事情，冬季的敘府大霧彌漫，放眼望去，一片灰蒙蒙。吃罷早飯後，丈夫就去了場站，只有張瑩華帶著一歲多的孩子在房間里。
窗外傳來一陣腳步聲，兩個人邊走邊說：“今天能見度是零……”另一個說：“通訊那邊已經接到昆明轉過來的電報，說汀江的飛機出來了。”
張瑩華老人說，她聽得出說話那兩個人是地勤機械員何茂榮和另一個人。
大約三個小時後，空中傳來“嗡嗡”聲，和丈夫駐場站這麼久，即使是作為一個女人，她也一下子辨別出是C-47。想到剛才聽到的話，張瑩華知道，從汀江起飛的飛機過來了。
老人說，平時里憑飛機馬達的轟鳴聲，就知道是起飛還是降落，只是今天明顯感覺到不太一樣——飛機就在頭頂上盤旋、轉了一圈又一圈……
何茂榮：“那天霧太大了，看不見跑道，從汀江過來的飛機只能在機場上空盤旋，他們想找個云縫下來……我們都站在跑道上，聽見飛機聲，心都懸起來了。通訊組就在身後，能聽見空地焦急的對話，我記得機組還說在航線上曾被零式機追殺過……大約有將近一個小時，地面告訴空中，趕緊往場外走，找個地方跳傘。再不跳不行了，快沒油了。”
此時，空中兩架飛機上的機組成員也是焦急萬分。在航線上，已經受到了日本人零式機的追殺，幸虧他們逃得快，鑽入云中，而同行的一架印中聯隊的C-46卻沒這麼好的運氣，在入云時，負責在後艙觀察的報務員就已經看見日本人開火了。逃過了劫難，經曆了艱險的“駝峰”，未料在敘府上空，他們再次陷入了困境，此時，他們多希望能馬上落地，讓疲憊勞累至極的神經和肢體，得到一點松弛！
張瑩華：“頭頂上的飛機都快把人心都轉碎了，已經中午了，老何還沒回來，我知道肯定是麻煩了，這時，感覺飛機‘嗡嗡’聲漸遠，知道這是轉場了，心中剛剛松口氣，就聽外邊山崩地裂地‘轟隆’一聲，還沒緩過神來，又是‘轟隆’一聲，地動山搖，只覺得天塌了下來，之後是死一般的沉寂，連孩子都停止了哭，腦子里一片空白……鳳元當天晚上沒回家，我知道出了大事，只能抱著孩子在家等待，隱約地聽到從窗外路過的人小聲抽泣，第二天晚上，鳳元才回家，身上掛著樹葉、枯草，褲腿腳濕漉漉的，鞋子上沾滿了泥巴。他一進門，抱住我就號啕大哭起來，不停地說，陸銘逵、王鍾英、陳國精……渾身上下，只找到巴掌大的一塊肉……和他相識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這樣哭過，跺著腳哭！見他哭，我也哭，一歲多一點的孩子也像知道什麼似的，也跟著哭。
一家三口人，哭成一團，唉，就別提了……”
問老人，既然宜賓不能下降，為什麼不轉到別的機場，附近的瀘州不是還有個機場嗎？
何茂榮：“冬季的四川盆地，終日大霧彌漫，那種天氣，到哪里都差不多，後來機組報告余油不多了，于是地面通知他們趕緊轉到場外跳傘，哪知剛要往外走，前面那架說，我看到了，跟我來，接著就撞山了，後面那架想要拉起，已經來不及了。兩架飛機上的通話我們在無線電台中聽得清清楚楚，前面撞山後，跟在後面那架剛驚恐地喊出一聲‘啊’，連長音都沒拉出來，再聽到的，是場外傳來的巨大的爆炸聲。
兩架飛機上滿載的都是汽油，撞上去，山崩地裂……燃起的熊熊大火和滾滾濃煙，整個宜賓城都能看得見。火勢凶猛，我們上山後，無法靠前，大家圍著那堆火掉淚——同伴、好友就在里邊啊。那火，好像一直到晚上才熄滅，兩架飛機六個人，連一個囫圇點的都沒有，都是燒焦了的碎條條，東一塊西一塊的，還有掛在樹枝上的，紅鮮鮮的……”
張瑩華老人說，“中航”飛機同一天，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兩架飛機相繼撞山，讓人根本無法接受，很長時間都過不來那個勁兒。鳳元總是念叨，說機組不忍心跳傘，就是太珍惜滿載的那些汽油了。也是，從“駝峰”航線，曆經磨難地把這點寶貝東西運到這里，再讓他們跳傘，誰都舍不得啊！
查到的資料顯示，兩架飛機，第一架是“中航”83號C-47，機長，賴特（A·M·Uright），副駕駛，庫克（C. R. Cook），報務員，龔式忠。第二架是“中航”79號C-47，機長，陸銘逵，副駕駛，王鍾英，報務員，陳國精。
有老人說這兩架飛機撞山那天正好是開航，馬上有人說，不對，應該是開航後一兩個月。
張瑩華：“那一天，我終生難忘——1943年12月18日！”
問何茂榮老人，出了那麼大的事情，第二天，你們還飛嗎，是不是該停航啊？
老人一扭頭：“停航？沒有的事，第二天，照飛不誤。幾個機組過來，誰都不說話，卸下貨物，飯也不吃，起來就走。起飛的時候，把油門推得大大的，又是空機，還剩百十米就往起拉，黑煙冒得那個凶，引擎都不是好聲地叫，就像在怒吼，我們在下面看，知道，他們……心里難受啊。”
老人邊說邊流淚。
別說是摔在機場附近，就是摔在跑道上，只要沒把跑道完全堵住，照樣飛！
1944年8月24日，昆明巫家壩機場，馬達轟鳴。“中航”公司、印中聯隊、十四航空隊、二十航空隊，大的、小的，運貨的，載人的——滑行道上，所有准備起飛的飛機排著隊，一架接一架往起飛線上緩緩移動，准備依次起飛，離開這里，飛向各自的目的地。
徐承基：“我們那天飛104號，從昆明返汀江，飛機當時是排在第三號，前面有兩架，一架是C-87，印中聯隊用Ｂ-24改裝的運輸機，從‘駝峰’那邊過來時在空中我們就遇到過，當時還相互晃一晃機翼，沒想到回去又排在了一起。第二架是P-40，應該是四十航空隊的，昆明附近當時還有呈貢機場，戰斗機一般都用那個機場，不知那老兄今天怎麼在這里。我隨便往後看了一眼，好家伙，在我們後面，跟了一長溜，數不過來，大部分是回汀江的。”
老人說，起飛時，大家都用一個頻道，一個人說話其他人在耳機里都能聽得見。
只聽塔台一聲起飛命令，排在最前端那架B-24開足馬力，四個引擎全速轉動，刹車松開後，只見它龐大機身稍稍後頓了一下，接著就全力向前沖去……
徐承基：“Ｂ-24吼叫著在跑道上奔跑，就在即將離地那一刻，不知是什麼原因，只見它的機身一歪，瞬間就摔下來，接著是一股濃煙，火光四起。”
鄭家瓊：“我當時也在後面，看得真切，我們那批是後進公司的，飛‘駝峰’時間不長，雖說遇險有幾次，但都逃脫了，但親眼目睹摔飛機，還是第一次，那個場景，多少天都在腦子里揮之不去。”
巫家壩機場跑道，煙和火沖天而起。
所有等待起飛的飛機、每位機組成員都親眼目睹了這一慘烈的情景，大家也只能是干著急，眼睜睜地看著墜毀發生在眼皮底下的飛機在燃燒。
消防車、救護車，警鈴、警笛、奔跑的人……紛紛向飛機墜毀地方奔去。
每架飛機的螺旋槳都在轉動著，但引擎發出的聲音明顯在減小，機組的人都意識到，今天肯定是飛不起來了——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機場、跑道都要關閉。
鄭家瓊老人說，雖然是在滑行道上，但機長告訴他，讓他把發動機散熱魚鱗片關上。為了節省不必要的空耗，機長已經准備關車了。
耳機里傳來塔台的聲音：“43324，起飛。”
徐承基：“43324就是我們前面那架Ｐ-40，巫家壩機場空管是美軍，空地通話全是英文，所有語音通話大家在飛機里都能聽得見，塔台的起飛命令下來後，通話器中頓時一片嘈雜，都認為是不是聽錯了。連我都忍不住了，抓過送話器就問，先生，搞錯沒有，都這樣了還飛，難道你們沒看到那架火光沖天的飛機？”
然而，耳機中再一次傳來了冰冷的語音，那是毫無商量余地的命令：“起飛！”
鄭家瓊：“這次大家都聽清了，沒有人再爭辯，滑行道上，每架飛機都在怒吼一樣地轟鳴著。”
徐承基：“我們的104號就在那架飛機旁邊滑過，消防車的警笛聲、螺旋槳聲嘶力竭的轟鳴聲，燃燒著的飛機發出的‘乒乓’炸裂聲，人啊，心都快碎了。”
鄭家瓊：“滑跑過去的時候，機長讓我收起落架的聲音都變了調，我偷偷斜了他一眼，看見他哭了，那時飛機正爬高哪。唉，雖然不是一塊兒的，但畢竟都是飛‘駝峰’的，也算‘戰友’啊，什麼是踏著戰友的遺體往前沖，那就是！”
飛機墜毀機場不關閉，飛機失事在跑道上也不停飛。
郭漢業、徐承基兩位老人都“白”了我一眼：“孩子，你知道嗎，飛‘駝峰’後期，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兩個人飛——要麼是沒有副駕駛、要麼是沒有報務員……”
啊！這是我一點兒都沒有想到過的，簡直使我大吃一驚！
老人說，到後來，都快摔沒了，找不到那麼多的人啊，但飛機又不能停下來，在機組少一個人的情況下，也不停——兩個人飛。
士氣是比較低落，但飛機還得飛，空運一刻也不能停！中國航空公司老謀深算的威廉·蘭霍恩·邦德，又是個火暴脾氣、軍人出身的李吉辰徹底狠上了，可他們是和誰發的狠？
是跟交通部還是航委會，還是日本人！
學生軍飛機摔了有補充。
老人們說，按那個《租借法案》，中航的飛機摔一架，美國那邊給補充一架，一直讓你保持一個“基數”。1942年，中國航空公司共有10架不同類型的運輸機在“駝峰”航線上穿梭，到了1943年，這個數字改為20架，在1944-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決定性的一年，又增加為30多架。
華人傑：“反正是這邊摔一架，那邊補一架，總是這麼多。”
都是破飛機，1945年之前，幾乎沒有新的，大多是從歐洲戰場上淘汰下來的。
過來時連外部油漆都是盟軍的草綠色。老人說，大家也能理解，誰有好東西往你家放啊。
一開始連機身後部那個“中”都沒有，還是陳納德提的建議，第十四航空隊驅逐機有時要在進入昆明這一段護航，為了便于區別，這才在機身上塗字。
我總算是弄明白了，為什麼有“找”不到自己的飛機這樣的事情發生——全都一樣。我也理解了，多次問那幾位在加爾各答達姆達姆機場工作過的老人，“中航”一共有多少架飛機在加爾各答呀，沒一位老人能告訴我准確數字——都一個顏色，連飛行員都容易弄混，何況他們。
隨著飛機數量逐年增多，運輸量也日漸增大。
1942年８月至12月，四個月時間，中國航空公司飛越“駝峰”8733次，運進中國的物資有1843噸，到了1943年，這個數字就變成飛越“駝峰”9546次，空運進來軍需物資超過10000噸。
至于1944 至1945年“中航”飛越“駝峰”的空運總量，一直沒有查到准確數字，因為從1944年開始，無論是“中航”自己還是交通部或是美國陸軍參謀部，在統計飛越“駝峰”運送戰略物資時，已經把中國航空公司、印中聯隊放在一起統計了。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中航”運輸總量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摔一架，補一架，這是飛機。人，人怎麼辦？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把生命葬送在冰峰雪山之間的勇士們隨風而去，到哪里能補充到他們！
航空飛行有別于戰場上任何一個技術兵種，用于長途奔襲、拼刺刀的力氣在這里被遠拋在一邊，狹小的機艙里顯然要被有文化的頭腦所占據。然而，它還有別于一般的戰斗機——這種帶有兩個引擎的飛機不僅要穿行在世界上最艱險的航段上，而且還要受兩個來自不同國家、操著兩種語言的飛行員的控制——幾乎是和“駝峰”相對等的困難。
世界上，還找不出有第二種如此的“獨特”的飛行，適于這樣飛行的人員在哪里才能找到？
大學！到大學里面去招！
關于直接在大學里面錄用大學生做副駕駛，幾位做過行政主管的老人都看見過這份以總經理名義下發的正式文件。本以為能找到這份“文件”，哪怕是個影印件也好，也問過老人們，都說起義回來後就再沒見過那些東西。陳應明老人說：“1949年‘兩航’起義時帶回來一些東西，‘文革’期間扔得哪兒都是。”
“已經不可能找到了。”老人說。
“文件”沒有找到，忽地想起，華人傑、周柄還有幾位老人，不都是當年從大學進入到“中航”的嘛。
再一問鄧湯美老人，老人說，我們那批從昆明西南聯大被中國航空公司錄用的人中，我能記得住的有朱晦吾（外文系）、沈宗進（電機系）、羅道生（機械系）、譚申祿（專業不詳）、華人傑、陳仁炱、馮少才（土木系）、蕭福霖（化工系）、周柄（政治系）、陳啟蕃……
上述這些青年學生，只是“中航”在昆明大學里錄用的一部分大學生，其實，“中航”還把觸角伸到了內陸、伸到了四川盆地中的成都……
自從重慶成為陪都後，成都，這個抗戰中距離陪都最近的城市，華西壩，又迎來了一所所跟隨國民政府一路退卻過來的著名大學。
當時在華西壩的學校有：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學院、燕京大學、齊魯大學、西南聯大（華西分院）。都是拒絕日偽的高薪利誘，從沿海或是京都遷移過來的。
在校的學生們差不多都是從淪陷區跑過來的。
昔日是京津冀紅衣大主教兒子的李宏揆也跑了出來，來到了華西壩子的華西大學。
1937年就曾親眼看見過日本人的老人說，中學在北平讀完後，就跑出來了，一路風塵露宿，先到了西安。
問老人，既然在北京不愁吃不愁穿的，何必還要流亡？
老人瞪了我一眼，說，你以為我們那時都像你這樣啊！告訴你，只要投靠日本人，他們給的待遇比國民政府這邊高。但你是中國人，不能當漢奸！我們那時只有一個想法，絕不和日本人合作，誓死也不能做亡國奴！大家都是帶著這樣的想法跑出來的。
青年學生流亡抗日，成群結隊地跑。
周柄：“我是從長沙跑出來的，沿著長江水一路逆上，最後到達昆明，走了幾個月，到昆明後像個要飯花子。”
老人們說，當時畢業也沒有“國家分配”這一說，大學畢業不外乎失業、參軍這兩條路。學校里整天都是演講啊、募捐啊，那些長袍馬褂的教授們則在講台上，用慷慨激昂的語調號召青年學生參軍，上前線。“國統區”到處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樣的口號，人還沒離開校門呢，心中已經熱血澎湃了，此時“中航”
一來招工，又是商業航空公司的飛行員，聽著就神氣，還能不去？
中航在華西壩錄用的大學生有李宏揆、方甫、許學伊、包志剛、黃雄畏、李鳳朝、陸華應……
現在航空公司培養一個飛行員得去國外呆半年，還得這個那個的，我們那時候，學的都是“速成班”。
起飛先是身體檢查，合格後再考試，考試通過後，你就是中國航空公司一名“飛行員”，就這麼簡單。老人們說，雖然我們連飛機都還沒坐過，但，已經是“飛行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