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父子等人自太原起兵到攻下長安城，前後不到一年時間，用“勢如破竹”形容就最恰當不過了。“起義”如此成功，當然大有文章。
正如趙克堯、許道勳二教授所分析的那樣，必要的客觀條件、正確的戰略和戰術是兩大要素。⑼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戰爭多發點主要集中在南方，隋煬帝楊廣不得不離開長安城，遷往洛陽城，一方面抓緊時間享樂，另一方面想通過坐鎮那里，有利于“指揮”將領撲滅爆發起來的農民大起義。其時以李密為首的瓦崗軍發展到全盛期，這樣就大大減輕了李淵等人起兵攻城掠地的阻力。所以，王夫之在《通鑒論》說：“唐之為余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于群‘盜’，非奪之于隋也。”⑽趙克堯、許道勳二先生認為頗有見地。
王夫之講得好輕松，然則客觀條件明擺著，為何李密等人又看不出來？薛舉父子為何不先行一步呢？如果沒有嚴密的安排和事先准備，即使長安城後防空虛，就算好快主打下長安，最終也“作嫁他人”，其他義軍的反隋確實間接幫助了李淵，這是有利條件之一，並非唯一的。按當時情況和現有的史料推測，就算李密和李淵達不成“君子協議”，李密想率兵轉移陣地，奪取長安城，首先就得過王世充這一關。天知道他們打到什麼時候？俗話說：天時、地利、人和，李淵等擁有三者，方造就了他的快速成功。
此外，隋政府的高壓暴政，把老百姓逼得走投無路，民心蕩然無存，據守各地的地方政府官員已有不少動搖了信心，有的主動獻出城池，也有的願意歸降；李淵父子出身于關隴集團，在關中地區有廣泛的社會聯系與影響力，起兵後，響應者眾；先前已經指出，李淵女兒，平陽公主組織的“娘子軍”，李淵堂弟李神通、李淵的親戚竇軌等人獻出糧倉，聚眾來迎等舉動，在士氣上無疑是打了一支“強心針”。總之，得到關中地主階級的支持擁護，也是勝利的條件之一。從這個角度上說，李淵的父子等人的起兵是出于奪權，跟農民軍截然不同。他們嘴頭上掛著“拯救萬民于水火中”，其實是出于一種宣傳的需要。
在戰略和戰術的運用上。
李淵等人在起事之前，很注意口號和戰略的使用。李淵打出來的旗號是“尊隋室”，接受裴寂的建議，“請尊天子為太上皇”，擁立代王為帝，這樣就避免外界的人“亂臣賊子”的印像。
李淵在對外方面，又接受了劉文靜的提議，搞好跟強大的突厥的關系，甚至不顧面子的“稱臣于突厥”，——雖然李世民等人後來一直嚴于忌諱，畢竟是事實。這一手做得非常妙。不然，突厥乘他們揮兵取長安，大舉入侵太原、取晉陽，這不是不可能之事。如果後方支持的老本營丟了，後果不堪想像。相比之下，口號倒是小事一樁。
還有一點先前沒有提到的是，李淵在起兵的中途又恰到好處地跟李密“擺好關系”。 在這里，有必要花一點筆墨介紹一下這位被稱為“項羽再世”的第一號造反人物。
李密曾在隋皇朝里當過侍衛，後來得到重臣楊素的賞識，成為楊家的座上客。李密協助楊玄感造反失敗之後，隋王朝布下天羅地網揖捕他，最後他逃去了有名的瓦崗寨去。
李密入了瓦崗寨後，立下五大功勞⑾，寨主翟讓自知不如他，同時也服他的本事，就主動讓位與李密，讓他做老大。李密好快成了風云人物。李密和王世充是一對冤家，兩人先後打了六十多次仗，各有勝負。
瓦崗寨里發生了一樁權力爭取戰。翟讓的兄弟、心腹勸他奪回李密的權，甚至自己稱皇帝。這惹來了李密的快速返擊。李密教人砍殺了翟讓，又誅殺了翟讓的支持者。這一下做得實在太過份了。李密沒想到，是翟讓造就了他的成功。即使翟讓要奪回他的權力，縱然是失敗了，他也不應該貿然砍殺這位給他挖井的老朋友。
這樣一來，使到瓦崗寨里的舊部心生嫌隙，埋下了李密失敗的伏筆。李密在處理跟李淵的關系上，犯下嚴重的錯誤。在對付翟讓之前，竇建德等人義軍首領都投向李密，以他為尊，李密就開始驕傲起來了，有些看不起李淵。當時，李淵的綜合力量確實不能跟他相比，為了取得認同，派人送書信給李淵，約定聯合反隋。信中可能有傲慢的措辭。⑿
李淵這家伙老謀深算，他正專注于攻取長安，穩坐關中，不想枝外生節，就回了一封極其卑辭曲屈的信給李密⒀。李密竟然自鳴得意對下屬宣稱：“唐公（李淵）如此推許，天下很快就會平定了。”自此，李密和李淵不斷有書信往來。
由此可見當時李淵集團的影響力是多大。由于策略得當，李淵又減少了一個強大的對手。此外，在起事的過程中，李淵能很好地處理出現的戰術問題，也是保證快速成功的原因之一。先前已述，就不複述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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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參看《唐太宗傳》第二章第四節。人民出版社出版，趙克堯、許道勳著。
⑽ 《讀通鑒論》卷二十。
⑾ 對瓦崗寨來說，這五項功勞實在太重要了。據趙劍敏先生的歸納是：一是游說其他反隋寨子投奔向瓦崗寨，壯大實力。二是建議攻取滎陽諸縣，取得了立腳的城池和充足的糧草。三是領軍擊破了要隋將張須陀的征討，並斬殺張須陀。四是攻克興洛倉，開倉放糧，大大爭取民心。五是一舉殲滅洛陽楊侗派來的征剿軍。——摘自《細說隋唐》，趙劍敏先生著。
⑿ 李密的信大意是：“我跟你雖然不同一個支派，但都是同宗……希望你幫助提攜，同民合力，在咸陽生擒贏嬰，在牧野擊斃受辛，豈不是一件盛大的事。” ——譯文摘自柏楊先生的《白話資治通鑒》，第四十三冊，《官逼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