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傳統甚至近代一些學者的分析，楊文干事件是李建成一手造成的。但是，現代有些學者考證後，提出與之不同的意見。學者們認為，楊文干事件是李世民集團一手策劃、栽贓用以打擊太子建成的。對此，費正清、催瑞德把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寫進了《劍橋中國隋唐史》里面。司馬光在《考異》里提到此事：“統紀云，建成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當時，爾樂煥任內府郎將，類似貴族征兵府副司令。橋公山任校尉。）赍甲以賜文干令起兵。煥等行至豳州，懼罪，告之于上（即李淵）。劉餗小說（古代一些筆記雜說的書）云人妄告東宮，今從實録。”
司馬光沒有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這楊文干是曾經在太子宮里當差事的，任職宿衛，李建成待他不薄，兩人感情也好。武德七年六月，李淵到宜君縣仁智宮（陝西省宜君縣境內）避暑，建成留守長安，私下叫楊文干募健兒到京師，欲以為變。這事給揭發，楊文干索性發動叛變。到底是誰揭發此事呢？是按司馬光的分析，爾朱煥、橋山公二人害怕，才轉向李淵告發此事云云。
新舊《唐書》沒有給這二人立傳，難以搞清楚他們與李建成的關系是怎樣。在爾朱煥、橋山公舉報的同時，甯州（甘肅省甯縣）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意思是指，他也到避暑行宮向李淵告密去了。
爾、橋二人的告密可能使到李淵驚愕，但外州人也這麼舉報，李淵不由得不相信。同樣地，舊史沒有給杜鳳舉立傳，只知道在李世民執政期間，這杜鳳舉做鄯州刺史杜，這個官職也不算大，類似今天的市長級別吧。
學者們分論的至少有兩方面，第一是，李建成到底有沒有行動過。其次是，爾朱煥、橋山公、杜鳳舉三人跟秦王府的人是否有關系。對于前面二人，難以判別（這兩人有可能給秦王府收買了，等候安裝陷井的機會。），但杜鳳舉的角色最惹人質疑的。可能是這樣，秦王府的人探聽到東宮有異常動靜，索性將計就計，指派杜鳳舉向李淵誣告李建成告反。
有人可能覺得，李建成在得知父親大發雷霆之後，居然孤身前往請罪，表明他是清白的。那麼楊文干事件，全是李世民一派策劃的。這種提法值得商榷。如果李建成什麼也沒有做過，李世民本人及天策府的人決計不會白癡到“無中生有”，這樣做對他們一點好處也沒有，而且當時建成和元吉聯合團伙已占盡上風，按慣例，皇帝不在朝，就由太子監國，試想一想，一經查證是假的，後果是多嚴重？ 與其冒這樣的險，倒不如搞暗殺來得干脆！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李建成聽取了元吉的建議，私募一批人物到京師，再次為將來作打算，可是給秦王府的耳目察覺，秦王府的人就決定先下手為強，誣告李建成密謀造反。
至于李建成有膽子孤身向老父請罪，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所犯的事並不嚴重，只要向父親認錯並解釋清楚他僅私下招募勇士並非造反（按現有可信的史料可以下推測，他當時確實並沒有造反的行動。如果有什麼最大膽的行為的話，意在除掉李世民而已。），充其量挨責備、懲罰罷了，不會動搖太子的地位（按事態分析，是不應該影響他太子的地位的）。如果真走上造反的死胡同，就萬劫不複，著了秦王府一干人等的道兒了！
這事，李世民肯定有參與其中。最後的決定權當然是他一人而發。就這事而論，詬罵李世民陰險卑鄙亦無不可，只不過，這些責備的人光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出發，亂罵一通是不切實際的。
蓋兄弟之間發展到“水火不兼容”的地步，就決不可能把對方視作“兄弟”，而是視為“敵人”了。隋煬帝楊廣與太子楊勇的斗爭，李世民兄弟等人知道得非常清楚。此時他們之間的爭斗，跟楊家班的人有何區別？楊勇就因為機心不如楊廣，結果好快就給做反下來，最後慘遭殺害。作為老哥的建成，當然不希望這樣的慘劇發生在自己身上；同樣地，李世民眼見大哥、小弟欲對自己不利，他本人也想爭對太子之位，當然不會坐以待斃。
給隱太子辯護的人認為，李建成性情仁厚，覺得他不可能做得這樣的事來。這樣推測太過主觀了。不錯，李建成在某程度上是仁厚，但並不等于他仁慈得像一只白兔。按《通鑒》的記載，李建成也曾犯過屠城的罪行：
唐王朝太子建成，俘虜稽部落（山西省西部及陝西省北部匈奴人）一千余人；把猷長級數十人釋放……另一位首領劉仙成，也向唐王朝投降。李建成聲稱要增設州縣，興築城池，命投降的匈奴人，年在二十歲以上的集合，然後用軍隊包圍，全部屠殺，匈奴人死亡六千余人○15。
對于這樣記載，那些人可能會大搖其頭，認為這是史臣誣造史實。可是，他們對李世民屠夏縣的史實又堅稱是真的。其實兩者均出于司馬光一人之手筆，他若維護李世民的話，就沒有必要記載屠夏縣一事；相反，他偏向李建成的話，也不可能記載這屠匈奴人一事了。蓋司馬光是以持平的心態去記載史事的。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包括李世民在內，在危及性命之時，哪里顧得兄弟情！
據《通鑒》記載，李淵下手詔叫李建成到行宮去問話時，李建成陣營中又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反了，太子宮事務管理官（太子宮舍人）徐師謨慫恿建成占據京師，背叛老爹。另一派則反對，太子宮總管府秘書官（太子宮詹事主簿）趙弘智建議建成單人匹馬，衣帽簡單，不帶衛士，晉見老爹請罪。李建成考慮過後，終于采用後者的意見。
當時的情況火急，生死往往入系于一線。他們可能沒有忘記西漢漢武帝就因為地巫蠱禍患的事件，以致把太子劉據母子牽涉進去，盡管劉據是清白的，可是以訛傳訛，結果把劉據逼到“造反”的地步，最終以自殺告終，劉據的母親衛子夫也懼怕而自殺。
其時李建成所面對的，跟當年劉據承受的政治風浪實在太相似了！幸好他堅信自己無辜，拒絕兵行險著，不然，他真的繼劉據之後，很可能成為另一位因造反而自殺的太子了！
如果楊文干事件是天策府等人一手導演出來的話（據現代學者研究，可能性頗高。），以李世民為首的天策府眾人所設下的局，也真夠陰柔狠毒了！
當李建成抵達時，李淵怒火縱燒，忿忿地責備建成，把他軟禁起來，等弄清楚事件另行處理。楊文干叛變是異姓事變，涉及到山東人（崤山以東廣大地區，不是今天的山東省），范圍相當大，如果搞得不好，一定動搖剛剛統一起來的大唐帝國。李淵對太子等人的“叛亂”深痛惡絕是可以理解的。
李淵把李世民詔喚到行宮，讓他親自率兵平定楊文干等人叛亂。其實楊文干只是小角色一名，根本用不著李世民親自出兵，可是李淵堅持讓打出李世民這張王牌，看來他實不想此事拖延得過長。此外，據《通鑒》記載說，這一次，李淵向李世民許諾：“楊文干事奉成，關系密切，恐怕會有很多人響應，你應該親自去一趟，回來後，封你當太子……”○16
這則記載，學者認為可能是假的，他們覺得事情還沒有水落石出，李淵沒有必要急于許下另立太子的諾言。這是值得討論的有趣話題。司馬光在《考異》“帝（李淵）夜帥宿衛南出山外，明日複還仁智宮。”條目下沒有給出清楚的分析。既然他把許諾寫入《通鑒》里面，就有可能認為它是真有其事。當然，學者有異議是正常的。不過，從現在所擁有的史料來看，肯定的機率大一些。李淵的皇位總得要傳的，建成和世民都是他的兒子，如果不是據封建傳統的“先長次幼”的原則，當初也有可能立世民為太子。
李淵不希望事情發展天骨肉相殘的地步。他表明，即使改立太子，他決不效法隋文學誅殺骨肉。他把建成謫遷到蜀地，不讓他擁有強大兵力，易于監督就算了。
這也是一種新的折充平衡辦法。李世民聽了，心里肯定高興的。倘若他成為太子，以他天策府的猛將之強，他不會把建成放在眼內。
好快，李世民就率兵出征了。不過，他的希望不久就成了泡影。因為太子黨人不斷地做游說工作。尤其是李淵背後的小老婆群中，跟李建成有“交情”的妃子，不停地給說好話，老臣子封德彝也出大力，李淵態度就轉變了。——這是按《通鑒》的說法，——後人分析認為，李淵很有可能洞察楊文干事件是一個謀害太子的局，此事跟李世民的天策府有關系，他不希望這事張揚出去，就秘而不宣。——從李世民平定楊文干返回後，許諾的事不了了，筆者認為這分析可信。
還有一則記載可以間接印證這種推測。有一次，李建成教李淵的妃子向李淵面前打小報告：“秦王（世民）自己宣稱：‘我有天下，要當天下之主，怎麼會白白一死！’”李淵就急召李世民進宮，責備他說：“天子自有天命，單靠人的智慧和力量，無法奪取，你追求寶座，為什麼這般急迫！”○17如果先前是許過諾而事後又反悔的話，李淵心里有愧，他可能不會把話說得這麼絕。如果他明白到楊文干的事件是一個大陷井，心里一定痛恨李世民的作為，此時趁機向他大發怒火，警告他不能再妄圖染指太子寶座。總算他還顧及父子之情，沒有把心里話說出來。
或者當時有說過，不過這種秘密，史官哪能記載得下來？從日後李世民和老父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惡劣，筆者覺得，這是一個開端而已。
“楊文干叛變”發生了，李世民也平定內亂了，史書沒有交代建成到底有沒有受到懲治。不管李建成自食其果還是李世民一伙搞小動作，這種皇家秘事，傳出去丟臉之極，李淵總得找幾頭替罪羊。太子黨中的王珪、韋挺、杜淹就有“榮幸”地做了這種“羊”，給流放外州。
自古至今的官場，在朝里（或者說在中央政府里）當差就有很大的機會升官發財；在外地幫官，什麼時候才能讓中央集團的大老板們賞識自己？這個杜淹在唐政府里多時得不到擢升，打算辭官投向李建成，房玄齡知他為人詭計多端，怕他以李世民不利，就把他介紹與李世民，引入天策府里。
有些學者認為，楊文干事變中，這姓杜也的曾出個主意，那個所謂“告密人”，說有不准也有他一份。他曾經打算投向李建成，表明他過往與東宮的人有交往，房玄齡明知道他壞，卻引薦與李世民，表明他有做壞人真本事。爾朱煥、橋山公二本來就是太子黨的人，他們中途生變，史書沒有作明文交代，就表明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有一種可能是，杜淹在他倆離開太子宮的途中，找著他倆，游說曉以利害，使他倆膽怯臨時改變主意，為秦王府進行誣陷做好關鍵的第一步工作。——這是一個有趣的課題，期待學者們有新的發現。(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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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司馬光在《考異》唐紀部份里提到此事。大略說：“六月齊王元吉欲殺秦王世民，太子建成擅募兵……因令還擅遂與建成各募壯士多匿罪人，賞賜之，圖行不軌。其記室榮九民為詩以刺之……因免官改事秦府……後人皆振恐知其事莫冇敢言，後乃連結宮闈與建成俱通德妃，以為內援。舊傳又云厚賂中書令封倫（封德彝），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疎太宗（世民），而加愛元吉，今擇取其可信者書之。”司馬光認為舊史有部份是可信的，而不是全不可信。
○15參看柏楊版《白話資治通鑒》第44冊，《江都政變》，公元六二一年，辛己。《實錄》記載的人數不少于六千，司馬光在《考異》里加以修正。
○16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