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的另一個大學士、軍機大臣文祥，同樣是飽讀詩書的儒學大家，卻力主推行洋務“新政”。據野史上說，有一次廣東同文館的學生畢業後，後選送到京師同文館學習，到館門口正要下車卸行李，突然來了個長髯老翁，滿臉歡喜地將他們迎入，慰勞備至，隨後又帶他們到館舍各處一一參觀。有趣的是，每到一處，老翁就告訴他們說，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個遍，言語和藹，態度熱忱。這些廣東學生當時不知道這人是誰，覺得好生奇怪。參觀完後，老翁又問他們：“吃午餐了嗎？”學生們答道：“還沒有。”老翁隨即喊來提調官，這時很快來了個紅頂花翎者，恭恭敬敬地在旁聽候命令，學生這才知道這老翁非同一般，後來打聽才知道，此乃當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兩年後，同文館聘用美國人丁韙良為總教習，在之後的幾年里，又邀請了一些外國專家來中國任教，並逐步開設了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課程。由此，同文館也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所綜合性的近代教育機構，並培養了一大批翻譯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但可惜的是，慈禧畢竟是一個久居深宮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戰略眼光，她支持洋務事業的發展也大都局限于器物層面，一旦新事物影響到朝廷賴以生存的專制統治的時候，慈禧便不再是學習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終結者了。
留美幼童計劃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洋務派的倡議下，清廷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學，以作為向西方學習的捷徑。首批幼童共30名，他們出去的時候都拖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由于年齡小，他們沒有受到傳統觀念和文化的束縛而是很快適應了美國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首批和隨後派來的幼童們表現出很強的自主性，他們後來換下長袍馬褂而改穿美式服裝，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腦後難看的辮子。
剪辮易服的事情發生後，負責留美學生事務的封建守舊官員大為惶恐，于是將情況彙報給了國內。慈禧得知後，對于這些學生公然拋棄傳統的行為大為惱怒，于是在1881年決定全部召回那些留美幼童，結果導致這些人被迫中斷學業並遣送回國，其中大多數人的學業尚未完成，只有兩人真正完成了大學學業。盡管如此，這批人在各種洋務如鐵路、電報、外交等領域還是出了一些優秀的人才，如設計建造京張鐵路的詹天佑、擔任民國時期總理的唐紹儀和曾任民國外長的梁敦彥等。
慈禧初掌權力的時候，正值西風東漸、洋務興起的關鍵時期，盡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務運動的發展，但一旦新事物的發展影響到她的統治的時候，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寬容的氣度和雄偉的魄力了。當然，造就這種遺憾的原因，既是深宮中的女人氣質所致，也是時代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