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霍英東投資興建一幢香港當時最高的大廈——蟾宮大廈。“賣樓花”、分層分單元出售大廈等經營方法的革新，是香港地產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它加速了地產市場的繁榮，也促進了香港經濟的迅速發展。
興建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廈
霍英東之所以一踏足地產行業，便叱咤香港房地產市場，且業績斐然，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順應了社會的需要。
戰後頭幾年，香港的居住條件仍然非常惡劣。當時，在灣仔一帶，一座古老的三層木結構樓房竟住了90人，其中多名居民用的是六層高的“碌架床”，一家七口一張床的情況比比皆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這種情況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為嚴重和惡劣。
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起，大量內地居民像潮水一樣湧來香港，造成香港房屋嚴重短缺。一時間，在港九各地，到處出現一些簡陋的木屋。由于木屋區的大量存在，火燒木屋的情形因而頻頻發生。如1951年11月，九龍東頭村發生火災，燒毀木屋5000多間，災民兩萬多人；1953年底，石硤尾的一場大火，燒毀了7000間木屋，災民6萬多人；1954年7月，大坑東木屋區又發生大火，毀屋2000多間，2.4萬多人無家可歸……
由于木屋區火災頻繁，港府于是設立徙置政策，在港九各地建築多層徙置大廈，安置災民。居住環境惡劣，市民住房嚴重短缺，成為當時香港社會最嚴峻的一個問題。
霍英東在這種情形下，從事房地產行業，自然大有可為。而港府當時實施的一些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為香港房地產的迅速發展推波助瀾。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政策，就是1955年港府修改建築條例，容許樓宇建造高度不再受1903年起實施的普通民房高度以5層為限的規定所限制，可提高民房高度。新條例准許建築物的高度為街道寬度的1.41倍，每層的高度也由3.66米減至2.74米。港府頒布此條例，目的是鼓勵新建築物向高空發展，以緩解樓宇供應緊張的困境。而在此之前，若要興建高出5層的樓宇，得報港督和行政局審批核准；加之分層分單元出售大廈的問題當時尚得不到妥善的解決，故在20世紀50年代初，香港超過5層的高樓還是少之又少，只有寥寥10多間。
卻說霍英東，僅用一年時間，就以其在地產界的卓越成就，一躍成為香港最大的華資地產商之一。那時，機會、財源像潮水般向霍英東洶湧而來，任他怎麼擋也擋不住。
自與利家買下使館大廈之後，霍英東就與利銘澤時有往來，成為好。1955年初，利銘澤邀霍英東到銅鑼灣察看利家擁有的利園山地盤。那時，利銘澤剛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稍後還獲委任晉身行政局。他指著利園酒店(也為利家物業)對面的一幅空曠地對霍英東說：“這幅地盤，我有意出售，不知你有無興趣？”
當時港府剛剛頒布允許樓宇向高空發展的新建築條例，霍英東正打算找一幅地皮興建一座高樓，故對利銘澤推介的這幅地盤頗有興趣。兩人甚為相熟，故寥寥幾句就定了下來：地價130萬，霍只需預付一成訂金，余數逐期支付。
霍英東隨即找來圖則師，商量如何發展這幅地盤。最後，霍英東決定興建高17層的商住樓——蟾宮大廈，地下是鋪位，二樓當寫字樓，其它各層是住宅。設計圖紙一出來，霍英東又采用“賣樓花”方法，在各大報紙刊登售樓廣告。只看到廣告，買家就蜂擁而至，樓盤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左右的時間，17層高的蟾宮大廈就聳立在利園山上。
蟾宮大廈是香港當時最高的大廈。至今，這幢大廈仍然存在，雖然它的周圍已是摩天大樓林立，但它的存在，正好見證了香港幾十年滄海桑田的發展變化曆程。
“收錢收到自己都害怕！”
蟾宮建成之後，霍英東把公司總部從附近的使館大廈搬到蟾宮大廈二樓，他則居住在大廈的頂樓。
蟾宮大廈臨海而立，傲視香江，氣勢雄偉。從頂樓俯瞰四周，港島和對岸九龍的景色盡收眼底。霍英東第一次站在蟾宮頂樓，居高臨下，感和滿足感油然而起。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水上人家的孩子，一個曾經流浪街頭的孩子，一個曾在50多人擠在一起的破房子里睡木板的孩子，竟然有一幢全港最高的大廈。每次，佇立蟾宮頂樓，眺望周圍景色，想起自己的身世和走過的坎坷道路，霍英東總是百感交集。
據凌漢偉說，“那段時期，霍生每天早晨睡醒，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臉、吃早餐，而是下到二樓的辦公室，向公司職員交待事情，安排工作，然後才回家洗臉、吃早餐……”
我曾問霍英東：“蟾宮大廈賺多少錢？”
“整棟蟾宮大廈，包括建築費在內，總投資約200萬港元，但其實我們只動用地價一成的資金10.3萬元，其余的費用全靠賣樓花，用買家的錢來交地價、蓋樓。樓價好像是每英尺80元，我們賺了100多萬。”霍英東答道。
“像你這麼說，那幾年你做地產，幾乎不用自己的錢？”
“那是的，除了最初買使館大廈以外，其余的，都是利用買家的錢。一登報紙，樓盤一下子就賣光，每一棟樓都賺一兩百萬。所以，自賣樓花方法推行後，整個香港好像瘋狂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