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霍氏集團辦公室，我又向霍英東提起這些問題。
“內地搞‘文革’，你認為與你有什麼關系？”我問。
霍英東搖搖頭：“那時‘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游行示威，批斗別人，剃發，下跪，要讀毛主席語錄，這些我並不太理解。當然，並不是害怕什麼，但總是有一些擔心‘文革’會波及香港……”
霍英東的擔心並非多余。事實上，“文革”發生不久，港澳兩地就受其影響，一些“左派”工會組織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文革”式的造反動蕩已隱然可現。
“是什麼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決定出走外國？”我又問。
“當然，並不單單是一件塑料花廠事件，在這之前，已經爆發了一些事。”霍英東開始侃侃而談。
“較早前，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賢在街上曬了幾個鍾頭，搞到英國領事館的官員也曬了幾個鍾頭。結果，英國撤走領事館，到現在還沒人恢複。一個‘一二·三事件’，澳門就成了一個死城，沒有人敢去。
“胡應湘和他父親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應湘解雇一個工人，
一些司機就天天坐在車棚門口，不肯走，工人起來造反，最後搞到胡應湘要壯士斷臂，幾乎
把所有的士都賣給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銀龍的的士公司也一樣，賣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拿錢出來遣散他們，但工人不肯，一定要複工。不久，恒生銀行門口坐著一些人，最初坐10多個人，後來靜坐的人越來越多，好像銀行要擠提那樣……”
胡應湘當時打理他父親胡忠創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他當時還兼任香港地產商會副會長，與霍英東較為熟絡。而何添當時是恒生銀行的董事總經理。那時，霍氏集團的寫字樓就設在恒生銀行總行大廈里頭，故每天上下班，霍英東都目睹工人靜坐、抗議的情景。
這一連串的工潮，霍英東雖然不盡明白個中詳情，但他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香港將會像內地一樣，時局動蕩不定，出現大的混亂。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個時候的霍英東，心情一定很複雜，他雖然無從預測香港出現大動蕩將會給市民帶來什麼影響，但他卻不能不為自己的生意、事業是否受到沖擊而顧慮，更不能不為自己的安危而擔憂。眼見香港時局動蕩不定，對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動搖；倘若這時又聯想到港英當局向來對自己的歧視，那麼對事業、對香港意興闌珊，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在動蕩的時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東，于是決定暫且告別香港，遠走高飛，避避已經逼近的風頭。
半年的海外生活
談了出走外國的原因，我們又談到霍英東在外國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國，住在什麼地方？”
“我記得，起初好像是住在倫敦的一間叫做愛嘉頓的酒店。那時，在英國有很多，用電燈、淋浴用熱水，好像我們現在在香港打公共電話那樣，要向一個小孔里扔進硬幣，如果不及時把硬幣扔進去，電燈會熄滅，淋浴時也會突然間沒有熱水。住酒店，樣樣都覺得不習慣，衣服沒人洗，放著一大堆髒衣服。早晨要沖開水、飲茶，樣樣不方便……”
“在英國一直住在酒店嗎？”
“不是。那時我有個兒子在英國。他們讀書很頭疼，他們在學校住宿，一到假期，學校一定叫他們搬走，連行李也要搬，沒地方放；住酒店當然不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會租給學生，因為學生是短期居住。他們有時扮大人去租屋，但業主也不租給他們。我兒子假期起初住在家，但不方便，10多個同學住在一起。那時披頭士正風靡全球，他們就模仿披頭士，個個留長頭發，日日去唐人街玩。我擔心他學壞，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鎊，在倫敦買了一棟半別墅式的房子。我後來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來。”
“半年間，一共去了幾個國家？”
“去英國之後，又去了，最後一站是經加拿大去。那時，我還有兒子在美國、加拿大讀書。那麼多地方當中，在英國和加拿大住的時間最長，差不多有半年。”
“那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在加拿大最初也是住酒店的，後來也買了房子。其實，本來並不想買的，我有一個同學很熱心，一定要帶我到溫哥華去看一間屋，看完之後，不講價也不好意思，于是隨口還了一下價，不想買。但我去了美國，我兒子打來電話，說對方同意賣給我。當時，那間屋只是幾十萬港元，小數目，但買了以後又怎樣？于是，我叫兒子叫人去裝修一下。”
“半年間，你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
“起初是，後來我老媽子也出來，我順便帶她到處去游埠……說起來，我跟董浩云真是有緣分。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講起來真湊巧，那次，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是‘伊麗莎白皇後二號’客船，這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紐約，董浩云接待我，請我吃飯，陪我參加一些應酬。之前，我和他沒有來往過。那時我陪老媽子游埠，環游世界還去了法國、英國……不久，董浩云買下‘伊麗莎白皇後二號’客船，但不久就發生火災，他還租我們將軍澳的船廠倉庫拆這條船……之後，還一度想合作發展貨櫃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