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霍英東與董家的也不止于此。80年代中期，董浩云一手創辦的“東方海外”瀕臨破產時，正是霍英東伸出了援助之手，助“東方海外”一臂之力。但這是後話，後文自有詳述。
“半年生活怎樣過？是不是深居簡出？”我問。
“都不是深居簡出，照樣打球。那時，有一個洋教練教人打球，我就與他打。”霍英東答道。
半年間，霍英東與結伴同行，其間曾有過不少有趣的事。以下兩則趣事，就是來自霍氏集團一位職員的講述：
“那時的霍老板，雖然已經富甲一方，但樣子並不顯眼。他個子不算太高，皮膚有些黑，頭發也開始稀落，到外國去，站在那些高大威猛的洋人中間，自然更不起眼。一次，他和幾個洋人同搭一家高級酒店的電梯，他被洋人夾在中間。突然間，有個洋人掏出幾塊錢遞給霍老板，霍老板一時反應不過來，拿著錢，不知如何是好。原來那些洋人認為霍老板就是酒店電梯的侍應生，那幾塊錢是給他的小費。等霍老板反應過來，正想把錢還給對方，向對方解釋的時候，洋人已經走出了電梯。
“他母親霍老太也鬧過。霍老太喜歡賭錢，霍老板就帶她到賭城拉斯維加斯玩，並陪她到賭場賭幾鋪。霍老太有吐痰的習慣，她一邊賭錢，一邊就地吐痰，很不雅觀。每吐一次痰，她就拿一些錢給身旁的侍應生，叫他們打掃乾淨。霍老板站在一旁，很尷尬，但也拿她沒辦法，只好多拿些小費給侍應生……”
聽到這些趣事，我問這位職員，這是真有其事，還是杜撰的？他笑笑說，“是霍老板和霍老太以前同我們講的，你下次向他證實一下。”
當時，除了霍英東，香港還有一個超級富豪在加拿大隔海觀望香港時局之發展，此人就是被人稱為“金融天才”的馮景禧。他和霍英東也較為熟絡，時有往來。香港動亂初期，馮景禧還對香港抱有信心，並在地產市場趁低吸納一些樓盤；但進入6月，當事態進一步惡化
的時候，他的信心也開始動搖，于是舉家移民加拿大，靜觀其變。
我曾問霍英東：“馮景禧那時也在加拿大避風頭，那段時間，你有沒有見過他？”
霍英東想了想，說：“好似在加拿大見過他的，但具體的情況就記不清楚了。”
遙控公司的生意
“外出半年，你們公司的生意如何處理？”我問霍英東。
“我人雖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點也不受影響，公司的業務，蓋樓、賣樓、購材料，照樣進行，一天都沒停過。那時，好像繼續興建星光行和珠城等幾棟大廈。有些工程，其他合伙人因為各種原因不出錢，我自己還幫他們出錢，把工程繼續興建下去，一天也不耽誤。”
“所有的業務是否還是按你的主意進行？”
“是的，我幾乎每天都打電話回香港，給家里人、給公司的高級職員，了解工程進度，部署工作，在電話里解決一些問題。另外，我還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給我有關業務的資料和文件，向我提交工作報告……所有地產生意，都在我的遙控之下進行。但海沙生意卻無法控制，進入6月份，我們公司的淘沙船全都參與大罷工。我聽到這個消息，很緊張，因為我們和政府之間有合同，要保證供應海沙給政府，如今工人罷工，那怎麼辦？”
“對香港事態的發展，是否也知道？”
“其實，我一直很關注香港的事。當知道費彝民(大公報社長)、湯秉達(中華總商會負責
人之一)等人到港府請願，湯秉達還被警方抓走，我自己也很擔心。那時，我天天都在留意香港時局的發展。尤其是8月份，港府查封《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之後
，形勢更危急。
12月底，霍英東看到香港風暴基本平息下來，就動身回港，結束半年的旅外生涯。
現在看來，霍英東那時選擇“遠走高飛”，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為一個萬全之策。其一，他若留在香港，處境將會十分尷尬。雖然霍英東從未介入“六七風暴”，但態度是明確的：反對港府暴力鎮壓工人，但也不贊成工人采用“文革”式的那種激進的方法處理勞資糾紛。那時，幾乎香港所有的親中人士都站出來，支持“左派”工人，反抗港英當局。霍英東當時的親中色彩已經比較明顯，社會上已把他視為親中陣營的重要人物。此時，他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不支持“左派”勢力，自必招致親中力量的不滿；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當局的“左派”陣營，那必然會招致港府的敵視，雙方的對立更加大。在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下，選擇離開香港，無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
其二，當時，霍英東考慮最多的，應該是性命攸關的問題。由于不知道時局怎樣發展下去，故而遠走高飛，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資，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百保住性命。正如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財在香港，人在他國，才是處變不驚的最穩妥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