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沒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感慨地說：“我以前同你講過，我從來沒有負過任何人，但不少與我合作的人都有負于我。‘星光行’的事，我記得當時我有兩個方案，一個是我借錢給其他股東，支持他們，不要賣‘星光行’，第二個方案是發行A、B股，起碼這塊地本身就很有價值。”
停了一下，霍英東又繼續說：“我曆來做生意，真是太公道了，總之幫人發達，除了珠城大廈、‘星光行’，西環煤氣公司的那塊地盤也是一樣。那時是1967年，地產蕭條得不得了，賣煤氣公司那塊地，總數是600多萬，但其他人只湊了90萬就不出錢了，我就自己出錢，找屈洪疇會計師來，發行A、B股，盡量保持他們的利益。曆來，碰到困難，我都是完全幫他們，其中何鴻燊、湯于翰等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這些事，你不講，外人不可能知道。”我說。
霍英東不以為然：“不是的，他們都知道的，只是不說出來而已。”
言歸“星光行”事件，事實上，霍英東當時確實曾有意獨資買下星光行，因為他仍然看好香港未來的地產市道。至于後來放棄，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獨資購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絕不讓自己有好日子過。
英資公司乘人之危
這時，英資的置地公司窺准機會，找到霍英東，提出以3750萬港元收購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資地產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販賣鴉片到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資公司之一。
在地產市道一片蕭條的情況下，375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價錢。為減少損失，霍英東于是同意以這個價錢賣給置地。
誰知，置地在收購過程中，節外生枝，提出一個新的收購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東投資的750萬和彙豐的1000萬港元貸款；其余2000萬，則以承諾票據形式結算。
“只寫一張PromisoryNote，這個條件不合理！”霍英東不同意這種付款方式。
但置地很清楚，霍英東在英、美聯手“迫害”下，已沒有任何辦法，所以一味堅持以承諾票據結算。
20多年以後，當霍英東再次向我提起這宗不公平的買賣時，仍然憤憤不平：
“世上哪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你向我買物業，我將物業轉名過戶，你卻來一紙票據結算。價錢多少是小事，但我覺得，這是史無前例的恥辱！”
斷臂賤賣星光行
“我就算賣，也不能賣得這樣低聲下氣！”霍英東打算與置地停止交易，另找買家——即使價錢低也無所謂。
其實，以霍英東當時的名望和關系，要找一個買家並非難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賣給自己選擇的買家，霍英東仍然有一個顧慮。原來，霍英東當時有兩家設在珠城的戲院，所放映的電影都是向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電影公司購進的；若美國繼續向他施壓，則戲院的片源就有問題，兩間戲院就難以生存，而其它問題也可能接踵而來。
于是，霍英東先透過律師，寫一封信給美國駐港領事，查問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後，星光行是否從黑名單中剔除。美國領事答複：先要看買家是誰。很明顯，美國和英國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親中人士手中。
到此，霍英東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賣給置地，自己以後可能還會遇上很多麻煩。
再三權衡之後，霍英東壯士斷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紙承諾票據，出售星光行。
卻說置地買下星光行的不久，香港局勢趨于平靜，地產市道也逐漸複蘇，到了1970年，中區地王竟以2.58億港元成交，創當時香港和世界地價的最高紀錄；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時間內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賺一筆，而霍英東卻損失慘重，事後還不時扼腕長歎！
逐漸淡出香港地產市場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東雖然受了重挫，損失慘重，但那完全是因為英美兩國的“政治迫害”所致，並非他的投資失策。霍英東是一個商業奇才、投資高手，這是人人公認的。
星光行事件之後，霍英東仍然看好地產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團的一位職員對我說：“當時，霍老板交待我買一百幾十個地盤回來，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盤在報紙上登出來，中環一帶的是200多元1英尺，灣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盤甚至一分錢不要都有人願意轉給你，因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價。但我沒有拿回來。不然的話，以後把
一些地盤轉賣給新鴻基、長實，就發大財了！”
而霍英東自己，並沒有因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產市道仍然疲軟時，還是把大量資金押在地產上。1968年，他斥資發展康甯道24號第一期工程；1969年，發展維多利亞大廈、康甯道48～52號第二期工程、銅鑼灣道82號工程；1970年，斥資140萬買下薄扶林沙宣道33號豪宅，並發展缽侖街124～128號工程。然後，又將資金投放于軒尼詩道、天後廟道一帶的物業。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殺”霍英東的發展空間，所以1967年之後的霍英東，雖然也在地產市場有些投資，但與1967年之前在地產界縱橫叱咤的勢頭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語。霍英東迫于無奈，已經改變投資策略，以退為攻，步步為營，並逐漸淡出香港的地產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