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探究霍英東的心路曆程，我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霍英東明知承建工程大多是沒錢可賺的，但卻一宗接著一宗不停地做，除了他所說的因為“入錯行”和“喜歡接受挑戰”外，似乎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霍英東希望通過承建大量的市政工程，一來可以與香港的城市建設建立千絲萬縷的聯系，以造成客觀上或別人的認識上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也就是一旦他出事則會影響市政建設的效果；二來以此使港英方面改變對自己的看法，改善與港英當局的關系。
以上的想法雖然是未經霍英東本人證實的推測，但有一個事實不能忽視：因為朝鮮戰爭時的商業活動而備受港英當局歧視，以及50年代中期傳被遞解出境，始終是霍英東一個解不開的心結。他曾經對一些知心的流露過因為解不開這個心結而生發的隱憂。
我和霍英東的一位助手曾就這個問題有過一番交談。他以下的話，很有助于我們了解霍英東積藏在心底、揮之不去的隱憂——
“他有時對我說：‘不知幾時被遞解出境？被遞解出境，怎麼辦？’一提起這件事，他整個人就很擔心。他看見在搞李福兆時，搞得幾淒涼。李福兆這種事，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事實上，港英當局的歧視，傳被遞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陰影，籠罩、困擾著霍英東的後半生，對霍英東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性格的變化，變得沉默寡言，有心事總是往心里藏，不喜歡向外人透露；處事低調，即使被誤解，別人有負于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盡可能息事甯人。二是對一些商業活動的選擇和決策，未必只是從經濟利益出發，可能還考慮經濟利益以外的其它效應，沒完沒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這樣的商業決定。
我曾經把自己對霍英東的這種看法、分析，說給跟隨霍英東近50年的凌漢偉先生聽。他聽了以後，也認同我的看法。他說：“你看得很仔細入微，經過1954年被傳遞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後，霍老板確實跟年青時完全不同。我想起‘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羅多一些地盤，但那件事發生之後，他卻突然又說不要這些地盤了。當時，我們都很不理解，他也沒有解釋原因。經過這麼一提醒，我想起來了，應該是他覺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產行業的發展……”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樣。”我說。凌漢偉回應說：“是的，很多事，他都放在心里，不說出來，有什麼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板不因小失大，知進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別人遠一些，不急功近利。”
而霍英東本人，也曾經認同我對此問題的看法。一次，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不經意地說：“你都算很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