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逐漸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時，霍英東卻與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起來。“六七”之後，他經常邀請李嘉誠、馮景禧、郭德勝、李兆基、王德輝等人到家里吃飯，讓內地官員與他們見面、接觸。1971年，他還帶李福兆、郭德勝到內地觀光、旅游……
一度計劃把“有榮”上市
霍英東雖然在“六七”之後，風光不再，處于“半冬眠”狀態，但他並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銀”——只是為別人帶來巨大財富的地產市道，他幾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無緣享受了。
從霍氏集團提供的一份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東在香港發展的地產項目，只有寥寥幾宗，分別是：1972年發展的崇齡大廈，1973年發展的福榮街81～85號，1980年發展的聯安街8號，1985年發展的香島道41號和1986年發展的信德中心。
這10多年，霍英東正處于人生的中年、壯年階段，又身兼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名義上仍是香港地產界的龍頭大哥，但卻不能保持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地產市場的勢頭，而是在這個市場淡出，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華資地產商，就是在這10多年間大展宏圖，不斷發展和壯大。如今活躍于香港的這一批頂級富豪，幾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後的霍英東在生意上實施只守不攻的低調、消極策略，在地產方面的收益，主要來自畢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樓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沒錢可賺，故他家族那些年較大筆的收入，就是來自澳門賭場的分紅和物業的收租，進帳極之有限。但是，雖然霍英東那些年在地產市場隱退，然而其作為香港超級富豪的地位並沒有被動搖，由此足見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紀60年代後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風；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創辦遠東證券交易所，1971年胡漢輝等人創辦金銀證券交易所之後，香港的股票市場更是風起云湧，不少公司乘勢上市，大量套取現金，大發橫財。霍英東向來對公司上市不感興趣，他所持的觀點是：“我又不是不會做生意賺錢，何需把公司上市，讓別人幫我做生意？”由此可見霍英東穩健的經商作風。
但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霍英東突發奇想，計劃將自己旗下的有榮公司上市。當時，他不多的商界和他旗下公司的職員也大感奇怪。有人認為，霍英東此計劃，可能是繼1967年初改組霍興業堂之後，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實際行動：一來借上市，在英、美聯手“封殺”自己發展空間的形勢下突圍而出，開一條生財之道；二是對香港前途信心動搖，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時局有變時，家族資產全軍覆沒。
正當霍英東密鑼緊鼓籌備“有榮”上市之時，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風暴。1973年3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財團從股市獲取巨額利潤後，紛紛將錢外調，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場，大財團人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機”影響，股市大幅暴跌，跌勢急勁，導致人心惶惶，競相拋售，從而引發香港曆史性第一次股災。一個月後，恒生指數自17000多點跌破1000點大關，此後，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點，香港經濟深受打擊。有鑒于此，霍英東打消了“有榮”上市的計劃。
幫中共做統戰工作
在逐漸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時，霍英東卻與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起來。
與中方早期的關系，霍英東始終不願多談，有時我多加追問，他也是輕描淡寫說上一兩句。倒是長期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關人士，在與我的交談中，透露了這方面的不少情況——
“你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統戰工作的，應該知道中方何時開始關注霍生？”
“是在‘六七風暴’之後。當時，我們就抓住幾個人，一個是利銘澤，一個是霍生，還有一個是中華廠商會的黃篤修……”
利銘澤在“六七風暴”期間，因不滿港英當局武力鎮壓人而憤然辭去行政局首席議員之職，從此與中方的關系更為密切；接替他成為首席議員的，就是創辦東亞銀行的簡東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員簡悅強。
至于黃篤修，則是“淘大”家族的後人，當時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黃篤修也活躍于社會事務方面，曆任多屆中華廠商會的會長。他自60年代初期起，與中方官員有往來。
他繼續說：“20世紀70年代初，利銘澤經常出面邀請行政、立法兩局的華裔議員及其他社會知士，在他家里聚會，或者在利園霓虹館吃春茗，不少兩局議員和邵逸夫、包玉剛、何善衡等人士都參加了。黃篤修最初不敢公開與新華社往來，起初只是單獨與梁威林見面，還頗畏縮。他抱手作揖對梁威林說：‘包涵，包涵。’這表示礙于環境，他不便請梁威林到中華廠商聯合會和大家見面，並強調‘中國人都是的’。我們通過黃篤修，直接和間接地了解了一些我們較為疏遠的朋友，其中有丁鶴壽的父親丁熊照、九龍總商會的謝伯昌、蘇浙同鄉會的余季良、山東幫的張軍光等人。後來，黃篤修還回內地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