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你們當時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問。
“在地產商會起作用，他是會長。我們與他談，說我們希望與地產商多接觸、多見面。那時，我們有兩個人參加地產商會，擔任理事職務，一個是王寬誠，一個是梁燊，但他們在地產商會里並沒有什麼發言權，而霍生就不同。他經常請李嘉誠、郭德勝、何鴻燊、馮景禧、李兆基、王德輝等地產商，到他家吃飯，或是到新華社在山頂的招待所和沙湧別墅，讓梁威林與他們見面、交談。梁威林那時是新華分社社長，對霍生很重視。怎樣在地產商里打開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見面時主要談些什麼？”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後熟悉了，就幾乎無所不談，談得比較多的就是國內的情況和香港的前途……”
“新華社的主要官員與香港一大班地產巨頭聚會，會不會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們聚會，門口都有港府的特務，有時他們也跟蹤我們……”
“那你們有什麼特別的措施對付他們的跟蹤和監視？”
“沒有，我們照樣聚會，當他們不存在。”
“在這之前，霍生和你們的關系是否密切？”
“不密切，後來在我們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他幫我們打開局面。”
“在這之前，政府有無通過霍生做過什麼事？”
“應該沒有。朝鮮戰爭時做運輸，我理解純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紀60年代，霍英東已經成為中方的好，還幫助中方做統戰工作。李嘉誠、郭德勝、馮景禧、李兆基、王德輝這些大資本家，可能也是從那時起才與中方有所接觸的。
就霍英東組織香港那些大地產商與新華社官員見面一事，我也多次追問霍英東本人。
“這種聚會多不多？”
“都幾多，差不多每個月都見一次，有時在我家里，那時我們家還住在蟾宮大廈……”
“大家見面時，有無談政治？”
“很少談政治的，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海闊天空聊天，但我記得有一次，何鴻燊在談到香港的前途問題時說，保持繁榮最重要的是兩件事，一是最怕現代慈禧太後掌權，他指的慈禧太後是江青；二是爭取聯合國把總部搬到香港來。這件事我記得最深刻。”
我繼續問霍英東：“據說，港府政治部長期對一些親中人士跟蹤、監視，甚至竊聽電話
你那時與中方往來這樣頻繁，難道沒有顧慮？”
“我以前同你講過，1954年賣樓花時，傳我被遞釋出境。港人最怕這個……”霍英東說。
“既然這樣，為什麼還組織地產商與中方見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會？”
“其實，那時，也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務員協會網球比賽的贊助人時，港府可能比較敏感一些。”
“你當時出錢贊助香港公務員打球？”
“也沒有贊助多少錢。後來，他們把這個比賽項目命名為‘霍英東杯’，一直打到現在……”
“你剛才說港府對此敏感，怎麼敏感？”
“一個掌管公務員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見了面，見到一個商人當公務員協會的贊助人，都不知怎麼樣做才好……”
“這個協會請你當贊助人，是否有什麼政治動機？”
“1973年，一個協會請我，應該沒有什麼動機的。其實，我也沒有出很多錢……”
“你出任公務員協會網球賽的贊助人，是否也改善了與港府的關系？”
霍英東對此問題避而不談。但是，霍英東一直想方設法改善與港府的關系，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帶郭德勝、李福兆上內地
1964年，霍英東已經作為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副團長，上京觀禮。這個職務雖是臨時性的，但亦不能等閑視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東，若雙方的關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會接受他出任這個職務的。按常理，能夠獲中方邀請赴京觀禮的人，與中方的關系應該是較為密切的；而又能任觀禮團負責人的，關系應是更非一般。雙方能夠建立起這非一般的關系，應該是有過一些接觸、溝通、了解的。
卻說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慶典活動後，每年，霍英東都參加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赴京觀禮；除了赴京觀禮外，自“六七風暴”之後，霍英東還多次率領香港的地產界、工商界和體育界人士，回內地旅行、參觀、訪問。
有一次，興致一來，霍英東向我談起他率團訪問內地的一些情景。
“最難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內地發生林彪事件，9月發生的，但我們一點消息也沒有。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通知我們，9月二十六七號啟程去，但到了二十八九號，仍然沒接到動身的通知。我們認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國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後來，突然又有通知，要我們即刻啟程到內地，很匆忙，連旅行支票也來不及買，就匆匆動身了。那次，我們一共有49個成員，工聯會主席楊光是團長，我是副團長。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們還交待一句，叫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結果，我們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岡山、陝西的延安，還有紅旗渠……回到香港，才聽說林彪事件。本來是觀禮的，但最後卻變成一種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