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衛軍目兵逃亡，從重懲罰統兵軍官，連帶懲罰兵籍所在的地方官，目的是用連坐法使負責保送兵員的地方官和負責統兵的軍官和士兵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立功則俱榮，記過則俱罰，逃亡則俱受懲處。這樣，地方官在保送兵丁入伍時都得精挑細選，十分謹慎；武官帶兵時也須恩威並重，統兵有方。否則，士兵逃亡，統兵軍官和地方官都脫不了干系——兵丁入伍悉由地方保送，地方官負有責任；兵士逃亡，官長平日訓教撫綏，其責不容諉卸。
禁衛軍目兵逃亡，懲罰統兵軍官和兵籍地方官，還有一層亡羊補牢的用意：獎懲制度十分明確，意在鼓勵統兵軍官和兵籍地方官，盡快將逃亡士兵押解交回禁衛軍。專司訓練禁衛軍的欽派訓練大臣貝勒載濤在宣統三年(公元1911)二月十六日擬定的《禁衛軍目兵逃亡懲勸官長章程》中明確地說：禁衛軍雖然餉糈裝服給養較優厚，但仍然有逃亡，行文查拿，百不一獲。推原其故，目兵逃亡以後，該管官長及旗營參領、佐領，原有州官、縣官，不負責任，不肯抓緊查拿。這樣，不僅虛耗國幣，妨礙禁衛軍教練，而且逃亡目兵私自帶走軍械、軍服，損失很大。為了嚴肅軍紀，有資法戒，必須對逃亡目兵該管官長和兵籍地方官進行懲勸。
清末皇家禁衛軍目兵逃亡後懲勸該目兵統管長官的《懲勸官長章程》直到大清帝國被推翻、曆史進入民國時期在清廷所及的有限范圍內——起碼是在行文上還在繼續執行。民國四年(公元1915)三月，禁衛軍訓練處在咨文內務府查拿逃亡禁衛軍兵丁行文中稱：應派人立即查拿懲辦；相應開列逃亡目兵名單，並開具軍裝件數清單，咨行內務府，查照轉飭該管佐領，一體查拿務獲，不得代為徇隱；穿去軍裝，轉飭速為追繳，沒有拿獲，應即按照禁衛軍前定章程責令按成認賠，咨送禁衛軍核收。行文上雖寫得獎懲明白，但事實上清廷此時只是龜縮在紫禁城北部後廷一個很有限的小朝廷范圍中，這天下已經是民國的天下，捉拿懲處也就無由說起，不可能執行。二、攝政王檢閱禁衛軍
皇家禁衛軍的編練在宣統元年至三年(公元1909～1911)緊鑼密鼓地進行，馬隊第三營兵丁100人的缺額很快由喀喇沁紮薩克多羅都楞郡王貢桑諾爾布在協定的限期內盡量補齊，所缺乏的馬匹和槍支交由步軍統領衙門籌辦，在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底也籌措齊備。步軍統領衙門在奏章中說：禁衛軍由察哈爾代調馬匹100匹，均已調撥來京驗收；同時，咨文湖廣總督，由鄂廠運解快槍1000支，馬槍150支，也都經由湖廣總督派專人送到，並委派左翼署翼尉福壽、南營參將袁得亮領取。
南營、左翼都系京師禁旅，不屬皇家禁衛軍，而是直屬于步軍統領衙門。清廷在順治初年入主北京時便正式組建了各省營制，天下步兵共66萬人。史稱："綠營隸禁旅者，惟京師五城巡捕營步兵。"京師巡捕五營是一支協助皇家侍衛親軍和禁衛軍的重要衛戍京師部隊，五營設步軍統領1人，總領左翼、右翼總兵官和京師十六門千總。禦園重地的海澱、暢春園、樹村汛、靜宜園、樂善園設副將或守備官，統兵3000人。京師內九門、外七門每門設千總2人，門甲20人，門軍40人。左翼總兵統步軍營巡捕南營、左營兩營各汛武官，領兵3600余人。右翼總兵統步軍營巡捕北營、右營兩營各汛武官，領兵2500人。
巡捕五營作為一支衛戍京師重地的禁旅，隨著朝政的江河日下和時局的日益惡化越來越不堪重負。到宣統二年(公元1910)，步軍統領衙門在奏折中稱：步軍統領所屬五營，地面遼闊，五方雜處，盜賊最易潛蹤。以前五城設有練勇局，與各營汛彼此聯絡，後來卻被裁撤。鑒于捕務步巡地廣兵單，難于接應，步軍衙門特為奏請："擇適中之地設立五營馬步游緝公所一處，選年力精壯弁兵五十名充作馬巡，選長于緝捕弁兵五十名充作步巡，揀派營員帶領。"
步軍衙門根據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改訂的新章程，編練了營翼隊兵2000人，在宣統二年(公元1910)時又增練營翼隊兵1000人，所練兵隊兩翼，奉旨分駐皇城內外，以備皇太後、皇上、攝政王差遣。五營分駐京師各門、關廂和禦園，雖編練了新兵數千，還是地廣兵單。步軍衙門覺得京師重地，人心惶惶，還得設法增練兵隊，以補禁衛軍和陸軍巡警兵力的不足。這樣，在宣統三年(公元1911)，步軍衙門又鄭重奏請："將兩翼練兵，增足四千之數，五營練兵增足兩千之數。惟原有槍支不敷持用，見由陸軍部借撥毛瑟槍九百零四杆，業經分放各隊，扼要駐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