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最關鍵的例子，我認為還是溫德爾?賀里斯的悲劇。研究語言學的人幾乎都知道這個故事，關于狗語言能力的研究，此事堪稱現代版的經典。賀里斯曾花費數年時間，替上百只狗動過上顎手術，改變它們的嘴部構造，使之適合用來說話。他在紐約自己家中進行這個實驗，盡管有些狗兒在手術後死亡，但有更多狗兒在大劫過後逃回街上。賀里斯後來也難逃被捕命運———這些動過手術的狗兒怪里怪氣的吠叫聲讓左右鄰居忍受了好幾年，最後終于有只狗學會了開口求救，才使附近一位居民報案，請警方前來處理。這只嘴巴嚴重變形、喉嚨上還留有開刀疤痕的野狗被帶上法庭作證。雖然它還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但憑它說出的“可恨”、“很痛”和“兄弟們死了”等幾個字眼，讓陪審團只花一個小時便裁定賀里斯有罪，于是法官判處他五年徒刑。
當然，上述這些例子沒有一個可說是完全成功的，但這些失敗的不同方面、這些功敗而“垂成”的各種特質，讓我產生了這個領域尚有探索可能的想法。
事實上，我發現自己除了這件事之外，也沒別的事情可想了。
雖然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在意，但如果我想在學界保持好名聲的話，就不允許拋出這麼主觀的議題。我必須這麼告訴我的同事，說我研究的是一項整體性的工作，不但早已有人進行，而且差不多和語言學研究本身一樣古老。我必須告訴他們，我所從事的並不是什麼全新的研究。
要是我能的話，我還想學學詩人的方法，仿效他們敘述有關愛情、戰禍和煩擾等等的方式。我想在論文開始之前寫下這麼一段話：
我歌頌一位雙手沾染墨汁、秀發下藏有圖畫的女人。我歌頌一只毛皮像倒豎天鵝絨的狗。我歌頌那落下的人體在樹底泥地留下的痕跡，也歌頌一位平凡人———他想知道沒有人可以告訴他的事。這是真正的開始。
讓我們回到原本的話題，討論一下我所要進行的計劃。前面說到我這只名叫羅麗的母狗，它是羅德西亞脊背犬，是我妻子在結婚前養的，後來自然也就變成了我的狗。我的計劃是運用一系列練習和實驗，以任何可能的方法讓它增加生理和心理上的能力，以了解人類的語言。簡單地說，我想讓羅麗開口說話。
我知道你們現在的想法。若在一年前，我也會和你們一樣對此感到懷疑。但我不得不提，過去這幾個月來發生的事，確實改變了我的想法。容我提醒各位，科學家們在上世紀已目睹一項奇跡，見證黑猩猩能以手語表達完整的句子。我們看過飼主為了讓朋友開心，教會鸚鵡說上幾句髒話。我們也知道，受過訓練的導盲犬能開啟電燈開關，替失聰的父母注意嬰孩的啼哭。我自己還在電視上見過一位業余人士的表演，他教會自己的狗發出類似“我愛你”的聲音。
我舉出上述例子，並不是用來推論我最後一定能成功。一開始我便相當清楚，比起黑猩猩或其他高等靈長類，狗的頭蓋骨容量小很多。我也不會欺騙自己；我深知說出“我愛你”的狗或像水手一樣粗魯罵人的鸚鵡，表現出來的只是一種小把戲，它們知道只要這麼做，就會得到一點點食物的賞賜。
然而，在無數個晚上，當羅麗坐在我身旁以大而充滿不解的眼睛看著我時，我不禁這麼想：如果它能說話，將會告訴我什麼事？有時我干脆在地毯上躺下，用手撫摸它那顆布滿皺紋的大腦袋，一邊輕聲對它說出我心中的疑問。好幾次我就這麼睡著了，醒來時才發現自己的頭正枕在它那毛茸茸的寬闊的腰背上。
目前，我只得到一點最重要的結論：狗是最完全的目擊者。它們被允許跟在我們身邊，參與我們最秘密的舉動，當我們自以為孤獨時，它們卻一直陪伴在那兒。想想看狗能告訴我們什麼事？它們坐在曆任總統的膝蓋上，它們目睹愛情和狂熱、爭執和仇恨以及孩童們的秘密游戲。如果它們可以把見到的一切告訴我們，便足以縫補、彌合人與人之間的諸多鴻溝。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非得這麼一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