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第二次的召見中,曾紀澤又強調了當時英語為國際商務用語,而法語為歐洲外交官方語言.其對答如下——
對:"英語為買賣話.外洋以通商為重,故各國人多能說英國語.至于法國語言,系相傳文話,所以各國于文劄往來常用法文,如各國修約,換約等事,即每用法文開列."
同時,曾紀澤在回答中,也強調了翻譯一職和辦洋務的區別.翻譯是一種工具,一種手段,辦洋務則要複雜得多,是一種事業.他認為像自己這樣初懂英文的官員很少,要士大夫學洋文很難,不要企圖在以後挑選洋務官員時把外語水平作為一條標准."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系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于條約,熟于公事為要,不必侵占翻譯之職."
從召對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務實,講真話的曾紀澤,也看到了曾國藩的影子.
"始信昆侖別有山"
洋務運動的啟蒙者們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在最初與西方的交手中,感應到變局的到來.但是否真的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則是有疑問的.士大夫要承認中國在軍事力量不足之外,還存在經濟和政治體制等文化范疇的不足,這對他們而言,存在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只有親身經曆了西方社會的生活,才能有力地沖擊這最後的防線,從而真正走向世界.曾紀澤的前任郭嵩燾已經大膽地承認了中國文化問題對中國發展的深刻牽制.曾紀澤本人通過樸素的觀察,也得出了類似的明確結論.
初到歐洲,曾紀澤以詩明志.詩曰:"九萬扶搖吹海水,三千世界啟天關;從知混沌猶餘言,始信昆侖別有山."曾紀澤對于昆侖之外的這座大山,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觀察,具有很強的層次性.
一是對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他從小學教育入手,認為:"中華所謂小學,有古今之分.漢學家以文字,聲音,訓詁為初學津梁,古小學也.宋學家以灑掃,應對進退為童蒙基址,今小學也."而"西人所謂小學,則以顯微鏡察驗纖細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萬物材質凝動之分,生死之異,動植之類,胎卵濕化之所以別.由細而知巨,由表以驗里,由無用以求有用,由同種以察異種.以此為小學,與光學,電學之屬,爭奇而並重.設公會邀人觀覽,亦集思廣益之意也."以此論之,中國的學問注重人的道德文章,關注主體的修行,而西學注重對客觀事物的考察.曾紀澤並沒有把西學的路數和中國的"格物致知"對照研究.雖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國商民,仿效歐洲富國強兵之術,格物致知之學".但是,如果他進一步推論,甚或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傳統的學問,並沒有真正遵循"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訓條,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這可能是中國傳統學問有意無意對新儒學(理學)最初教條的偏離,而這種偏離正是導致中國學問出問題的根源吧!
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直接滲透到曾紀澤辦理外交的實踐中去.曾紀澤發現西方國際關系遵循一種規則即國際法,而國際法的根本點在于保護國家主權,保護國家主權還不論國家大小強弱.他說:"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權."這是和東方傳統國家間關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國際法意識和主權意識給了曾紀澤無窮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國際法作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在和俄國的艱難交涉中,成功收複了伊犁.他在辯論《煙台條約》洋藥加稅之事項時,義正言辭地說:"西洋各國,無論大小,強弱,其于稅餉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頒示海關,一律遵照辦理.客雖強而大,不能侵奪主國自主之權.""加稅之權,操之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