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解構傳統朝貢體制存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以及挖掘傳統中國的海洋意識,以從潛在的基因方面,尋找藍色中國安全戰略的內在基礎.
豐富的中國傳統外交體制和思想,其內容非"朝貢體制"能簡單涵蓋.朝貢體制的存在和發展與中原帝國的分合存在密切的聯系.中原王朝和周邊國家(或民族)的關系,在中國強大並統一的時候,則"朝貢"得明顯;而在中國軟弱的時候則不僅"朝貢"衰落,中國一些朝廷本身還得向別人朝貢.而中國統一的時間,在數量關系上,是存在很大爭議的.以學者的統計,如果以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疆域為統一的計算標准,中國統一的時間僅為81年(1759～1840年);如果把基本上恢複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甯作為標准,統一的時間是950年.以秦滅六國(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為計算階段,前者的統一時間僅占百分之四,後者也只占百分之四十五.在分裂的狀態下,作為"朝貢"載體的中國統一王權或衰微,或消失,如何存在貫穿中國曆史的"朝貢"實踐呢?實際上,甚至在鼎盛的唐朝,吐蕃王朝還占領過長安,並強迫大唐和其建立"甥舅"關系.因此,周邊少數民族的入侵則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和"四夷"的特殊關系.漢,唐的"和親"政策就不能用"朝貢"來衡量.
傳統東亞的國際關系,存在著兩條線索,一條是以中國為中心,另一條是以所謂"海上中國"(MaritimeChina)為平台.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就另辟蹊徑,他研究了朝貢貿易體系和近代亞洲經濟圈,認為"地域經濟"在東南亞和東亞(而這正是傳統朝貢國最為集中的地區)所起的作用,極大地削弱了朝貢體制的地位,塑造了一個強調民間,非國家,共同體,甚至自由和平等的相對獨立的區域.換言之,中國沿海和這個經濟區的曆史性的融合本身就已經使中國部分地國際化了,朝貢體制只是存在于最上層統治集團的意識中.濱下武志明確地斷言:"曆史上,亞洲絕非一個簡單的平面,而是由多個具有中心-周邊結構的關系的地域圈複合體而構成."雖然明,清都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但從來不能阻止海上貿易和移民的發展.因此,"朝貢體制"這一總結,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官史"的風格,只看到中國曆史似乎一成不變的一面,而沒有關注到民間的曆史,從而對中國及周邊曆史的多樣性缺乏應有的分析.
"海上中國"的存在,證明古代中國對外關系體系存在兩面性.同時也暗示了這樣一種可能,即:以農耕文明為根基的陸上中國,在國防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不缺乏海洋和海權意識的基因的.
自魏源始,中國有識之士就開始注意到海防這個嚴峻的問題.但是,其表現在《籌海篇》中的海防思想如同石沉大海.及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甚至是太平天國戰爭後,清政府才注意到海防力量的重要性.
近代海防總體建設恰恰是始自1866年左宗棠建立的福建馬尾船政局和水師部隊.但是造成朝野真正震動的,是1874年日本從海上侵略台灣.長期被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竟然公開叫板大清帝國,此事為千年所罕見.由是,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海防"和"塞防"之爭在清朝上下轟轟烈烈地展開.這是中國高層集體意識到海防問題重要性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