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堅信文化由西傳來,于是他來到西部的甘肅進行調查,收集甘肅彩陶,並完成了六期的編年分類.不過在二戰結束後,快速發展的考古學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來說",考古學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測定法登台亮相.通過測定,安特生發掘的甘肅彩陶遺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遺址所處年代為4540年前(誤差在100年內).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發電廠時發現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遺址,測定值為6080年前(誤差在110年內),比甘肅的遺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顯,彩陶不是由西傳入,而是從東部向甘肅傳播的.
與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對的,是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對龍山文化存在性的確認在1930年至1931年這段時間進行,大約就是安特生發掘仰韶村十年之後的事了.這一次實施發掘的不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員.發掘地點在山東省曆城縣龍山鎮的城子崖遺址,龍山文化因此鎮而得名.
彩陶是用手撚捏來制作陶器形狀,而龍山黑陶已經開始使用旋盤.和仰韶比較厚的彩陶相比,龍山黑陶比較薄,內有陶胎,甚至有像蛋殼一樣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術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認為它們是性質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龍山雖然都在黃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間的地理距離達到了約760公里.
中國學者傅斯年(1896—1950)于1935年發表《夷夏東西說》,引起很大反響.這種說法認為,古代中國東有夷族,西有夏族,曆史在這兩族的接觸中展開.由于東西部發現的文化遺址性質不同,兩族並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產生.如此一來,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權,夏為夏族政權,那麼此前被史書認為夏和殷是承接的縱向關系,就要變成同時存在于東西方的橫向關系了.
日本的內藤湖南(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與傅斯年相反.他認為,在古代中國東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內陸崛起的則是殷.這種看法同樣沒有機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後,而考慮二者在東西方同時存在,這一點和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有共通的地方.
不過,緊接著仰韶,龍山的發掘,重要的廟底溝(河南省)和半坡的發掘也開始進行.此外,考古學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也對仰韶進行了再調查,使"東西說"基本被否定.
"東西說"被提出的緣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遺址中,在以彩陶為特長的仰韶文化層之上,還疊加了以薄黑陶為特長的龍山文化層.
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雖然分居東西,但核心本質沒有什麼不同.它們在同一塊土地上,分上下兩層被發掘出來,故兩種文化並非性質不同.仰韶到龍山之間是縱向的發展關系,這種看法更為合理.
仰韶和龍山間的關系,與日本的繩文式文化和彌生式文化間的關系有類似之處.一說兩種文化核心性質不同,另一說彌生式文化是繩文式文化的繼承者.繩文人和彌生人的骨骼,除後者身高略高以外,與現代日本人似乎沒什麼不同.
由繩文式文化到彌生式文化的轉換,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的轉換,主要是因為生活方式的變化.沒有任何刺激誘因就轉到了不同的文化階段,這是不可能的.
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在于工具的使用與否.火的使用雖然是一個顯著的不同點,但取火卻是人類借助自己設計的工具來完成的.上述四種中日文化,都以制作陶器而知名.
因此,考察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轉變,仍然應該把工具的發展放在重點.
3
仰韶文化的彩陶制作靠手撚捏,而龍山文化的黑陶則使用了旋盤這種新式工具.人類的智慧總是在進步.不光是旋盤,農耕,狩獵,捕魚等已經存在于仰韶文化的產業,到了龍山文化時代,所用的工具比以前都有了飛躍性的進步.
首先概覽一下仰韶時期的文化.發現于1952年的半坡遺址在西安郊外,位于浐河東岸約0.8公里,高出河床9米的地方,可稱得上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其作了詳盡的調查,用很大的鐵架圓頂予以遮蓋,並建成了一座大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