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人與日本的文人
中國文人基本上無一例外都參與了政治,日本有很多人對這一點頗不以為然.不過,"文章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中國文人並不認為這句話內容空泛.
讀了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新聞,很多日本人會這樣想:為什麼對作家們做的小事,要一一雞蛋里面挑骨頭?
"藝術是無賴漢的事."川端康成在報紙上這樣說.
這是出于同樣的想法.
無賴漢和黑幫,都是沒用的人.松尾芭蕉也把俳諧比喻為"夏爐冬扇",也是一樣的意思.
冬扇對生活無益,和與生活相連的政治也無關.文學也是如此,置于政治之外,這是日本文學的傳統,現在仍在持續.
平安時代日本人最喜歡的中國詩人是白居易,說到"文集"就是指《白氏文集》.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諷喻,閑適,感傷以及律詩,最後一種是根據詩的形式分類,前面三種都是不拘于音律的古詩.
諷喻詩是進行政治批判,社會批判的詩,諷刺政治的混亂和統治階級的墮落,對人民的痛苦給予同情.
閑適詩是隱退或是因病療養,閑居之時,"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詩,以私生活為主題.
感傷詩是遇事而發,情理內蘊的詠懷詩,著名的《長恨歌》,《琵琶行》屬于這一類.
但是,收入《倭漢朗詠集》的白居易名句一百三十八條中,不是閑適詩就是感傷詩,幾乎沒有諷喻詩.
從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文學多麼不願與政治掛鉤.
隨著時代發展,武家政權長期當家,日本越來越成為"尚武"的國家.日本本來就是一個軍事集團色彩強烈的國家,與文章為經國大業相反,產生了文章應該私下經營的觀念.
《方丈記》,《徒然草》之類的隱者文學,作為文章的正道,源遠流長,一直影響到現代的私小說.
而且,明治的開國,也沒有糾正這種觀念.
開國後,大量傳入,映襯出日本落後性的,主要是西歐的技術.為了扭轉劣勢,日本舉國大張旗鼓開展了洋化運動.
"和魂洋才",這個體面的詞,指的是獎勵技術的洋化."魂",也就是精神方面,保持原樣即可.
並非是因為優秀才保持原樣.精神文化的優劣不像生產技術那樣直觀,特別是文藝領域,還存在語言的差異.
在鳥銃傳入種子島以來傳統的日本,技術的洋化立即與富國強兵聯系起來,被這種洋化運動排擠在外的作家們,更加加深了局外人的意識.
日本文學的態度,與其說是反體制的,不如說是常置身于體制之外.
中國的人文主義,文化至上主義必然產生出輕武的風氣."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句有名的俗語就是證據.
在中國,暫且不論局部戰爭,凡是舉國投入的重大戰爭,一定會任命文官為最高司令官.
被稱為軍閥先祖的袁世凱,不是軍人出身,而是從書記升上去的文官.當時的制度是由逐級升遷當上巡撫,總督的文官掌握兵權,曾國藩,李鴻章也是如此.
中國所謂的文官,翻譯成civilian不太合適.魏特夫1曾稱之為"非軍事階層",我認為甚至可以稱為"身為文學者的官吏".
他們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都是會作詩的人.創作能描繪出一個世界,人們尊重有這種眼界的文人,而職業軍人則被輕視為戰爭技術者.
在如此重視文人,相信文章的力量的國家,文學者不可能成為無所事事的無賴漢.就算成為無賴漢也可以,但他必須有為此犧牲的覺悟.明朝的李卓吾(李贄)貶斥一群被稱為忠臣,君子的人,反抗當時既成倫理道德.不過他預想到自己的著作會被燒,所以事先給自己的書題名《焚書》,同時也預感到自己會被處刑.李卓吾最終自殺于獄中,這與被殺差不多.
近代被處刑的文人也不計其數.
魯迅的心愛弟子,《瘋人》的作者柔石,在1931年被槍殺;同年,《少年先鋒》的文學家李偉森也遭槍殺.寫了以農村為背景的名作《流亡》,《家信》等的洪靈菲,1933年在北京被捕處刑.《亂彈》的作者瞿秋白1935年在福建被槍殺.結束戰爭次年,詩人聞一多在昆明被暗殺,這無疑也是政治處刑.
政治體系即文化體系,因此作家的活動與政治核心緊密相連.每個作家平日都有賭上性命的覺悟.
東方鄰國的文人們,同情中國文人的遭遇而發表了聲明.但是很遺憾,這些聲明未能反映出真相.
在中國,文人就是政治家,文學和政治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