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交往與朝鮮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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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岔路口上,每個民族都會回顧自己的曆史.現在,比較文明論很流行,日本人和猶太人,日本人和某國人之類,從各個角度進行比較,最終研究的還是日本人自身.
這種態度是正確的.
一家出版社向我約稿,寫寫日本人和中國人,我想著也許有益,所以答應了.執筆中感到,關于日中關系,說是"同文同種",曆史性關聯很深,一開始就這樣定義,但實際上放在曆史上看,並非如此.
日中兩國國民,什麼時候有過密切的關系?
日本吸收了中國的文化,但這是單方面的,很難說是雙方的接觸.即使是遣唐使,也只是極少數精英的留學生.
倭寇擾亂中國沿海,只是小規模的搶掠.而且,史書上說"真倭十中一二",有很多中國海賊裝成日本人,真正的日本海賊很少.這也不能算是大規模的接觸.
"元寇"的時候又如何呢?托神風的福,只是擦肩而過,也不能算是接觸.
德川鎖國時代不用說了.直到明治,可以說兩國基本上沒有大規模的接觸.
隔開兩國的海,直到蒸汽船的出現,一直是保障"互不干涉"的屏障.從某個角度上來看,這對兩國國民來說,是一種幸福.
日中兩國之間,幾乎沒有像樣的接觸.雖說幾乎沒有,但也留下了極少數的例外.
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可以說是唯一的例外吧.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朝鮮之役是不可估量的大事件.而且,這一事件即使在戰爭經過上,也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關于原因,也很模糊.因此,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值得重視.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對手,了解自己,百戰都不會失敗).
這是《孫子》里的話.
《孫子》是中國的戰爭聖經,拳拳服膺.所以,收到報告,聽說日本出兵朝鮮,明朝當然就開始努力了解"彼"——日本,更具體的是要了解豐臣秀吉.
在了解敵人上,日本方面更為有利.
日本的文學,文化都是從中國傳來的,日本一直被中國的東西(各種意義上的)所包圍.
而明朝,從古代到明治,在這個國家,都沒有如此研究過日本.
為什麼呢?因為最近數十年倭寇猖狂,作為對策,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日本研究.
元末(1320年左右)編纂的中國地理書《廣輿圖》,在倭寇猖獗的嘉靖四十年(1561),補充了日本和琉球的部分,刊行了改訂版,因為有此必要.
在同時期,胡宗憲的《籌海圖編》出版,提供了很詳細的關于日本的知識.
山城君(天皇)的號令不行;和泉一州八萬戶,皆居積貨殖,等等,有很多很詳細的關于西日本的情況介紹.
但是,就算明代盛行日本研究,也只是相對而言,在其他時代,中國對日本都毫不關心.明代研究日本,是因為要探討倭寇對策,在受害最大的長江(揚子江)沿岸至南中國,吸引了有識之士的注意,但北方並非如此.
秀吉出兵朝鮮,明政府為了救援朝鮮,下達動員令,主要是動員遼東諸營的軍隊,也就是日本人稱為"滿洲"的地方.那里的人,只是有識之士偶爾聽到過倭寇之禍的風聲.被動員的士兵,也許連"日本"這個國名都是第一次聽說.
在救援朝鮮的明軍中,有一部分炮兵是從遼東以外動員的,被叫做"南兵".
盡管如此,明軍所知道的日本的戰法,只有倭寇出其不意的游擊戰.至于大部隊的野戰,對日軍的戰法,實力等,則一點也不了解.
因此,必須緊急收集情報.
雖說如此,但對方是基本上沒有往來的國家,收集情報的困難可想而知.
情報的首要源是在日本的中國人,偷偷向本國通報"日本情況",這對明政府認識日本有很大貢獻.
留在日本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是被倭寇擄去日本的技術者,或是商人.
其次,是從曾經在日本,後回到明朝的人那里獲得情報.
但是,這兩種方式對戰爭而言,都微不足道,只能提供一般情報.
第三種情報源,是戰爭開始以後,由成為俘虜的日本人所供述的.
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的人會故意提供虛假的情報.但在這一點上,日本人似乎相對誠實地招了供.既然已經被捕,掙紮也沒有用,這是日本人單純的性格所致吧.
那麼,從這樣的情報源所得到的關于日本人的情況是什麼樣的呢?
2
明政府的敵人是日本,其主將是豐臣秀吉這個人.
即使在現代,敵國最高首腦的性格,也對戰爭有巨大的影響,更何況是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當時個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因此,首先要了解首領.
那麼,明政府是怎樣理解秀吉的呢?我們來看看.
《明史·日本傳》中說:"平(豐臣)秀吉,薩摩州人之奴."
出生地弄錯了.說秀吉是薩摩人的奴隸,這一點也很可笑,他的主人信長是尾張人.
我手邊有萬曆丙午年(1606),諸葛元聲撰的《兩朝平攘錄》的影印本.從中看看明人的"秀吉"觀:
平(織田)信長為關白,常統帥部下,秀吉為其義子……
這個開頭已經錯誤滿篇.信長沒有當關白,也沒有收秀吉為義子.
秀吉幼時微賤,不知父,母為人婢妊娠.生子欲棄,有異征而未棄.及長,勇力矯捷(勇敢敏捷),不營生業.先為魚行商,醉臥樹下,信長狩獵相遇,驚起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