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李鴻章一生，他是個失敗者。他未能使中國走向富裕與強大，甚至至死也沒見到獨立自主的中國。梁啟超對此作了精確的總結，說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曰責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責人畛域難化，故習難除，而己之畛域固習，以視彼等，猶不過五十步笑百步也。”細細體味梁氏所言李鴻章之不足，其實是當時中國人普遍面臨的困頓迷茫。李鴻章個人亦無法逃脫時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鎖。正是這剪不斷、理還亂的諸種矛盾交織困擾，構成了近代中國人的特殊心態，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至于梁氏所云：“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關系，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許可權，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于西國之所以富強之源，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所不及惟槍爾！炮爾！鐵路爾！機器爾！”這番話顯然是對李鴻章的誤解。李鴻章何嘗不明白“民為水，君為舟”的道理，他屢次強調政治制度為百務之先。李鴻章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盡管他認識到人民乃立國之根本，在具體辦理洋務時卻根本行不通。想要百廢俱興，談何容易！如派遣留學生一事。光緒三年（1877年），駐英大使郭嵩燾寫信給李鴻章，提及鄰國日本向英國輸送的留學生，大約有一百來人，學習科目多為法律、政治之類，很少有人專攻軍事。他告訴李鴻章不要追求短期利益，企圖速致富強，而應循序漸進，從根本上進行改革。李鴻章看信後，長歎道：“筠仙（郭嵩燾的號）不知道我的難處呀！”當時西方的政治法律在中國人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說科學技術因有洋槍洋炮、機械物品等為實證，不服不行，至于政教風俗等形而上的東西，則無不確信，泱泱中國數千年所傳承而得的乃是世間至上之理，是國之根本，萬萬不可動搖。即使從軍事方面入手，留學生的派遣仍遇到各方阻力，李鴻章力排眾議方才促成。當時大部分士子沉浸于蠅頭小楷的微言大義中，認為西學乃奇技淫巧，其政治制度更是洪水猛獸。李鴻章只能服從現實，在舊的體制下推行求強求富之舉。
總理衙門是清朝推行洋務的中樞機構。但它卻沒有掌控財權，真正決定財權的是各地督撫大員。哪里該修築鐵路，哪里應鋪設電線，哪里能設立工廠，都需當地官員許可並鼎力支持才可興辦，並沒有也難以推行一套整體發展的計劃和目標。新式企業大都為官督商辦，缺乏獨立自主性，代之以腐敗的官僚作風。這些企業在實際生產中往往受到官員多方制約，專業人才得不到重用。企業又往往過分依賴洋人，許多重要工程都交給洋人去辦。這些洋員大多沒有什麼真實本領，在本國很難混到飯吃，沖著中方的高額薪金才來投奔，他們想盡各種辦法以求留任，阻礙了中國自己的專業人才的發展。從輪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督商辦”企業的種種弊端：船的樣式長期得不到更新，漸趨陳舊；所雇傭的人數是外國同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艘船都掛著親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們以權謀私，裝運私貨；碼頭停靠開船，沒有任何時間規定，混亂異常；購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工作人員，如船長、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國人擔任，他們往往串通一氣牟取私利；洋員工資比在日本時高出兩三倍，對燒煤等浪費毫不在意，責任心極差，平時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迎來送往、打點官差上。
近代的洋務買辦，很多是在科場上敗下陣來的，文化素質其實並不高。這些人久居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及通過翻看外國書籍等途徑接觸到一些國外事物，見正途發跡無門，于是轉而舉辦洋務以求功名利祿。當然其中也不乏真才實學之人，但往往得不到重用，如郭嵩燾、容閎等。以上海制造局為例。上海制造局總辦一職月薪規定僅有百元，因薪金太低造成貪汙而屢屢換人，後增至白銀一千二百兩。工資漲了，貪汙的風氣卻一點沒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議價處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欽緩，于該處混跡數十年，後雖因劣跡昭著被開除離局，卻已成上海灘數一數二的富翁。總辦魏蕃室，上奏請求購買料物采用西方招標法：誰更物優價廉就同誰合作。這一建議得到了皇帝的嘉獎。然事實卻表明：魏蕃室之舉純粹是掩人耳目、沽名釣譽。他暗地里已指定兩家公司，雖每次都經投標工序，但早派人通風報信，所以每次中標的都是這兩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來自甯波葉氏義昌成記，雙方簽訂了長期合同。然而在碼頭裝卸煤時，查驗人員懶得驗磅，這道工序漸漸形同虛設。至于小工經常偷盜煤料，工人日常懶散，工程師幫別的公司做活，更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曆屆總辦都沒有狠抓管理，把工作當回事。對認真負責的工頭不給予獎勵，而怠工誤工的也不進行懲罰，賞罰不分，職責不明，升遷時又沒有客觀的評價標准，完全憑著自己的主觀喜好，這導致了官員和工人毫無積極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
正是各種社會現實制約著李鴻章的洋務腳步。李鴻章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總結失敗原因時說道：“大家都在熱烈地討論變法，但都沒想到要變法就得首先有變法之人，所以首先是要培養人才。不僅是我一個人在朝中呼籲推行洋務，許多大臣比我還要積極，但落實到行動上卻有著許多意想不到的節外生枝之處。我詳細調查過許多官員，他們往往對各項洋務措施虛與委蛇，應付了事，如果這種作風不改的話，恐怕中國很難振興。十幾年來，文臣聲色犬馬，武將紙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恥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講過要加強武備，而各位官員以塞滿腰包、鋪張浪費為己任，以至于後來皇上認為靡費太多，遂停止撥給海軍軍費。一旦有變故，明知兵力不敵，也只能硬著頭皮挺身而上。戰敗後，大家義憤填膺，找個替罪羊泄憤，留之罵名于千古，真是有口難辯呀。”
李鴻章是中國曆史上的悲劇人物，正如其自云：“弟自顧衰齡，幸辭重寄，回憶在直最為年久，凡事限于財力，無一可以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