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之後
1881年秋，容閎作為駐美副公使任期已滿，回北京述職。他先到天津拜訪了李鴻章。二人相見，談起關于留學生的事，許多疑團才得以冰釋。以下是容閎自傳中的有關記載：
去北京以前，我在天津拜謁了李鴻章，他提起召回學生一事。使我大為驚訝的是，他問我為什麼把學生召回來。由于我不確切知道他此話的用意何在，便說陳蘭彬接到敕令，令其撤銷駐洋肄業局，既然皇帝陛下諭旨如此，而且陳蘭彬和吳子登也都贊成，假如我獨自出面反對執行朝廷命令，豈不成了叛逆，首級難保？但是他說，他內心是贊成他們留在美國繼續學習的，我應當阻止他們回來。我的回答是，我怎麼能在四萬五千里之外了解閣下的內心活動呢？特別是他也曾說過最好讓這些學生回國。假如他事先寫信通知我，不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都不要撤銷肄業局，我就會明白怎樣做。既然沒有信給我，當然除了執行命令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好啦”，他以稍微帶怒氣的口吻說，“我已經知道造成這次危害的主使人了”。可巧，吳子登這時候也在天津，他剛由北京回來，寫信來請我和他會面。出于禮貌，我前去拜訪他。他對我說，他在北京沒有受到禮遇，當他去拜謁李鴻章的時候，李的態度很嚴厲，第二次再去晉見時，竟吃了閉門羹。看上去他已積憂成疾，神情沮喪。自從我們這次會面以後，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
就這樣，吳子登成為李鴻章對頑固勢力發泄怨氣的犧牲品，從此從官場上消失了。
派遣留學生計劃不幸夭折了，但李鴻章等人為求富求強所作的努力並沒有白費。這些留洋的“幼童”，經曆了諸多風雨已經成熟起來，通過對比東西方文明的優劣異同，他們更明白自強的重要性，也用自身的行動證實了這一點。
據統計，這些留學生中從事工礦、鐵路、電報業者三十人，包括六名工程師和三名鐵路局長。其中鄺榮光是開平煤礦的采礦工程師，他參與了許多煤礦的勘測，並發現了湘潭煤礦。他還繪制了《直隸省地質圖》和《直隸省礦產圖》，這是中國最早的具有相當專業水准的地質圖。詹天佑成為中國著名的鐵路工程師。唐津鐵路的修建過程中，跨度305米的灤河大橋成為一大難題。英、日、德等國的工程師多次修築此橋失敗後，宣布中國人絕對沒有能力修建起這座橋。詹天佑應聘負責灤河大橋的設計工作。他通過實地勘查，總結外國工程師的經驗教訓，鑽研國內外先進的橋梁技術，成功地建成了中國第一座現代化大橋。詹天佑還主持修建了難度極大的京張鐵路，這條鐵路途經許多高山峻嶺、河溝險灘，尤其是居庸關、八達嶺一帶坡度陡峭。詹天佑創造性地發明了“人”字形結構鐵路，在八達嶺一段，用兩台大馬力機車，一個在前面拉，一個在後面推，穩妥地解決了坡度太陡的問題。這條鐵路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成，節約經費二十八萬兩銀子，有力地回擊了外國人“建造這條鐵路的中國工程師還沒有出世”的謬論。詹天佑本人也被英國工程師協會選舉為會員。
從事教育事業者五人，有兩人做了大學校長。其中唐國安在擔任清華學堂校長後，深感西學的重要，全力支持青年赴美留學，為清末大批學生出國求學作出了貢獻。
從事外交、行政工作者二十四人，包括十二名領事、代辦，兩名外交次長、公使，一名外交總長（梁敦彥），一名內閣總理（唐紹儀）。其中吳仲賢任墨西哥代辦時，有一百零八名華工因公死亡得不到賠償，吳仲賢據理力爭、多方奔走，為死亡華工討回撫恤金，維護了在外華工的利益。梁丕旭是清末外交界知名人士，他陪同醇親王載灃赴德國訪問時，德皇威廉二世想趁機侮辱中國，要求載灃行下跪磕頭禮。梁丕旭毫不退讓，幾經爭取，終于迫使德國皇帝同意改為鞠躬禮。
服務海軍者二十人，他們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北洋水師。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留學生們英勇參戰，他們不但知識全面、技術精湛，而且作戰勇敢，絲毫沒有像保守派們所傳言的放蕩浮躁。二十人中十四人當上海軍將領，其中吳應科升至艦隊司令、徐振鵬官至海軍次長，而楊兆楠、黃季良、薛有福、鄺詠鍾、陳金揆、沉壽昌、黃祖蓮等為國捐軀。
中日戰爭之後，大批留學生被派往國外學習，中國終于睜開了沉睡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