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討論
商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內興修鐵路乃大勢所趨。廣東商人陳承德向海軍衙門申請承建天津至通州一線的鐵路。李鴻章和奕譞決定公開招募商人入股。不久，上海的報紙刊出中國鐵路公司建造津通鐵路招商集股的廣告。
朝中的保守官僚看到報紙上的廣告，決定不再沉默。他們一呼百應，展開對洋務派和李鴻章的聲討。第二次大論戰爆發。同第一次論戰相比，這次雙方均是有備而來。反對派主要成員有：內閣學士文治、戶部尚書翁同龢、國子監祭酒盛昱、禮部尚書奎潤、戶部給事中洪良品、倉場侍郎游百川、山西道監察禦史屠仁守、河南道監察禦史史余沅等；贊同派主要成員是：李鴻章、醇親王奕譞、兩江總督劉坤一、台灣巡撫劉銘傳、署理江蘇巡撫黃彭年等。
雙方論戰的焦點之一：修建鐵路是否為外敵入侵打開方便之門？
反對派：鐵路一開，天津至北京一線暢通無阻，等于門戶洞開。李鴻章稱修建鐵路是為防禦敵人，我們認為反倒是引狼入室，其居心叵測！
贊同派：敵人入侵，想要利用我們的鐵路，也得有火車運載才行。他們從哪里得到火車呢？奪取我們的火車麼？不可能。我們早將火車撤回，令其無車可奪。用他們自己的火車麼？也不可能。因為車的數量少了無濟于事；數量多了，他們的船也運不來。況且遇有敵人入侵，我們將鐵軌撤掉，埋上地雷，敵人不可能長驅直入。對方說修建鐵路會把敵人引來，可鴉片戰爭中國失敗了，被迫簽訂諸多不平等條約，那時候是沒有鐵路的。所以，勝負關鍵在于我們有沒有強大的兵力，能不能有效利用這些兵力，而決不在于鐵路！
雙方論戰的焦點之二：修建鐵路是否擾民？
反對派：修建鐵路必定要鏟除墳墓、拆毀房屋、蹂躪田地、填堵水井，還有很多其他想象不到的破壞，這一切都會嚴重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百姓如何承受？尤其是鏟平墳墓問題激起民憤最大，連祖宗都跟著我們遭殃，鐵路之罪實在太大了！
贊同派：這一問題我已反複討論，結論是修路時盡量回避百姓的住宅和墳墓。不僅津通鐵路如此，修建唐蘆、津沽鐵路過程中我們也盡力不打擾百姓，實在躲避不開，我們也給予重金賠償，並幫助遷徙。事實證明，百姓都能給予理解和支持。我們對于對方的質問表示驚疑，因為津通鐵路負責勘探的工程技術人員還未核定占用哪些地方、遷徙誰家的墳墓，老百姓對此事更不知曉，怎會引起民憤？這定是對方“借傳聞失實之事，造危言聳聽之詞”，企圖以此阻止津通鐵路的修建！
雙方論戰的焦點之三：修建鐵路是否會剝奪小民生計？
反對派：津通一帶以車船運輸為生之人共有六萬余人。他們本來過著平穩安定的生活，社會秩序也在正常運轉。如今火車一開，這些人都將失業，令其何以為生？合理的社會秩序被擾亂，必定帶來社會動蕩。對方只顧修鐵路謀利益，可有為那些生活艱難的百姓著想？
贊同派：西方各國的經驗表明，鐵路開設之後，原以水陸運輸為業者既可仍操舊業，也可從事與鐵路有關的行業。例如，搬運貨物行李、賣報紙、販茶果等。他們的就業機會不是減少了，而是大大增加，怎會有失業之民？如唐蘆鐵路已行車兩年，鐵路旁邊的新河民船仍穿梭往來，並行不誤，人們出行只是有了更多選擇，所謂鐵路剝奪小民生計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這次論戰中李鴻章是絕對的勝利者，為修築鐵路掃清了障礙。反對派只能在“見電杆而傷心，聽鐵路而掩耳”的無奈中，慨歎世道無常，人心不古。
這場辯論中還有一些首鼠兩端的中間派。兩廣總督張之洞便是其中代表。他並不反對修鐵路；但也不支持李鴻章的津通鐵路修築計劃。他建議不要繼續修築津通鐵路，應修築一條由盧溝橋至漢口的鐵路，這樣可大大便利南北交通。為平息論爭，清廷采取了慣用的揚此抑彼策略，宣布暫停修築津通鐵路，改築蘆漢鐵路。
對于這一細微變化，奕譞並未看出其中的門道。他以為此次論戰已取得徹底勝利，公開贊揚張之洞的蘆漢鐵路計劃“別開生面”。然李鴻章清楚，張之洞其實想用蘆漢鐵路之名扼殺修築津通鐵路之實。蘆漢鐵路全長三千余里，所需經費達三千余萬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不過六千余萬兩，修成這條鐵路幾乎不可能。津通鐵路已向外國銀行借債二百多萬兩，花掉了十三萬余兩，李鴻章原本打算以津通鐵路所得收入歸還所欠洋債、並支付津沽鐵路商股的利息。如今，一切化作泡影。
就在清政府為修建鐵路而爭論不休時，沙俄進一步逼近中國，直接威脅龍興之地——滿洲。李鴻章聯合總理衙門大臣奕劻上奏，請求緩修蘆漢鐵路，先辦關東鐵路。清政府授權李鴻章全權辦理關東鐵路事宜，他再次將築路之權握于手中！
關東鐵路屬官辦性質，將蘆漢鐵路每年二百萬兩經費全部挪用，其中戶部撥款一百二十萬兩，十六省各分攤五萬兩。李鴻章將津沽鐵路接修至山海關，再由山海關延伸到牛莊、沈陽、吉林，形成東北鐵路干線。兩年後，關東鐵路鋪至山海關，全長一百多公里，1894年正式通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