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春秋
《石門怨》是我給這篇文章首選的標題，稍一琢磨，就發現石門村的莊稼人盡管承受了許多不該承受的苦難，但他們究竟怨過誰呢？流逝的歲月？肆虐的黃風？暴戾的洪水？沒有，並沒有。之後，我又想把標題改為《石門功過》，想一想又放棄了，因為現在已不是談功論過的時候，曆史早就做出了公正的答案。那麼，我寫這篇散文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告訴人們一個慘痛的教訓？大概是吧。我一直樂觀地認為，只要人類還有勇氣把良知作為自己的旗幟，一切都還來得及，教訓和懺悔都還來得及。甚至我都願意相信：教訓已經記取了，懺悔早就開始了。既然如此，那就把是非和功過拋開吧，那就把憤怒和怨氣打消吧，平心靜氣地談一談石門村的曆史，順便告訴人們：我們可能還是有救的，生存的環境可能還是有救的。
樂土，樂土，畫圖難足
誰也無法複制那幅美麗的圖畫了，但它卻深深鐫刻在石門人的心里，老人講給孩子，老師講給學生，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
1924年，安謐的石門草灘上出現了第一批遠來的移民。他們被這里的景色驚呆了：綠色無涯，波蕩天際。人走在沒膝的草叢中如同走在成熟的莊稼地里，沉甸甸的草穗敲打著雙腿，嘩嘩的響聲就像水浪在湧動；身後拉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溝壑，轉眼又被草浪填平了。牧童把牛羊撒向草坡，唱著山歌，忘情地尋找野趣：捕捉那到處都在鼓翼歡鳴的秋蟬兒，采摘藍的四瓣梅、白的石頭花、紅的水晶晶，以及由他們依據形色命名的鐮刀花、喇叭花、鈴鐺花、四眼花、百日敗花；或去尋找野果子吃，有沙棗，有酸杏，有花青，有核桃，有沙果，有桑葚；吃得滿肚子飽脹了，再去追逐那些此前從未被人騷擾過的禽鳥，諸如紅胸脯的鳳凰鳥、愛啄土的青翅鳥、黑頭白紋的牆頭鳥、啼聲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鳥，還有草百靈、沙燕子、布谷鳥、石雞、斑鳩、野鴿子、擋霜雀兒，以及時常低回盤旋或撲下來掠食的各種鷹鷲。真是一個花草的世界、飛禽的樂園、令人迷醉忘返的地方。牧童們一玩就是一天，等到晚霞催歸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牛羊不見了。他們跑著，喊著，驚散了草叢里的狍鹿、野狐、黃羊、獾豬和寂寞慣了的猞猁、旱獺，而他們的牛羊卻早已吃得腰圓腹鼓，一個個懶洋洋地靜臥在遮擋人眼的深草中打著盹兒。
石門村，位于青海東部巴燕鄉腦頭的水峽山腳下。這里是黃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的源頭，是中國西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是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水嶺日月山的臂膀。兩條濃黛幽邈的龐大山溝組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蔥蘢之地，上溝里有一對幾乎在空中合攏的峭岩，宛如一個石砌的拱門，下溝里橫臥著一塊巨大的青石，好像一道高高的門檻，這便是“石門”的由來。兩溝陰坡上，那層層疊疊的紅柳、麻柳、黃刺、黑刺、浪麻、野花檎密不透風，漫步諦聽，地下水穿石掠縫，汩汩之聲隱約可辨。溝盡之處，綠坡順沿山勢緩緩而下，清泉四溢，溪流淙淙。山青，水明，風淨，氣爽，這得天獨厚的西域風光，別有一番旖旎動人處。
然而，最有誘惑力的還是村莊附近的大片沃野，那是真正的良田厚土，從南到北，從西到東，根本就見不著一塊裸露的山石。當年袁生全老漢蓋房要用一塊柱頂石，誰知踏遍青山無覓處，只好趕著毛驢去石門溝腦馱運。遠來的移民們就在這片沃野上開墾出了一百多塊合計有一千多畝的耕地，開始了安居樂業的生活。雖然他們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什麼“生態平衡”，但他們將這一百多塊耕地都一一用草坡間隔開來，並賦予它一個特定的名詞：一地一間。這些“草間”小的與地相等，一般的都比地大好幾倍；以草間養地，用草間放牧，保持水土，農牧兼顧，用地之科學令人歎服。1949年的土地改革對農田進行了再分配，雖然是還田于民，家家單干，但也沒有破壞“一地一間”的土地格局，直到高舉“三面紅旗”之前，這一千多畝地一直保證著四五十戶、二百來口人的溫飽；即使不澆水，不施肥，它們的最低單產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數地塊還出現過“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糧”的單產奇跡。于是，石門村是湟源縣的“糧食窖窖”的美稱便風傳遐邇。天時，地利，人和，劉進財花了六十元錢買了一把三弦，又弄來一把板胡，都綴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閑不是彈就是拉，讓幸福的聲音在石門村的山山窪窪里悠悠然飄蕩。1958年，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勢逼人，當別的地方因為農民無糧可交而出現“挖面書記”、“掃櫃縣長”（為了完成虛報的征購糧數字，縣委書記和縣長帶人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掃農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櫃子，農民便稱之為“挖面書記”和“掃櫃縣長”）的時候，石門村依然是家有存儲，隊有余糧，盡管公社的帶頭人叮嚀農民交糧時要“留點後手”，但石門人為了表白自己的“共產主義覺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萬斤小麥。那些善于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以示“緊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門這樣的“糧食窖窖”而給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變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騰之海洋的意思。（但農民並不喜歡“沸海”這個名字，自作主張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們固執地叫下去，最後連政府也不得不承認了。所以，當我第一次來到湟源縣時，從縣政府的紅頭文件上看到的儼然是“佛海鄉”。第二次來到湟源縣時，名字便又恢複成最早的“巴燕鄉”了。）
擋霜雀兒，魂歸去，音猶在
195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寒風呼嘯，大雪紛紛揚揚，覆蓋了村莊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舉起沉重的镢頭朝下挖去。可那長滿雜草的土地像是蒙著一張鼓皮，“騰”的一下，镢頭又被彈了回來。她嘗試著又挖了幾下之後，便一頭栽倒在雪窩里。她哭了，大聲地喊著：“老天爺，老天爺，這可怎麼辦？”她是被干部們從家里逼出來的，因為她沒有完成白天的開荒任務。就在這種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門村的耕地從一千多畝“躍進”到了兩千二百多畝，慢說坡勢較緩的“草間”不複存在了，就連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間”也未能幸免。緊接著，“千斤糧，萬斤肥”的口號又逼得農民不得不大量燒野灰，除了把那聊勝于無的草間的草消滅殆盡之外，連石門溝里的灌木叢也被一掃而光。以後的幾年里，“放火燒荒，積肥增糧”的行動在石門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門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戰場”，破壞植被的行動再次掀起高潮，被逼無奈的農民們為了修起整齊劃一的梯田和給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糧”的灰肥，連土底下的樹根都挖出來燒掉了，直到整個石門山鄉一樹不見，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